日本股市重回巔峰，觀光客絡繹不絕，東京街頭再現久違的活力。這一切似乎都在宣告：「失落的三十年」終於結束了。然而，當日本銀行（央行）小心翼翼地告別負利率，朝著貨幣正常化邁出第一步時，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浮現：日本真的走出通縮了嗎？或者，這只是全球通膨浪潮與極度弱勢日圓共同描繪出的海市蜃樓？對於同樣身處東亞產業鏈，時刻面臨全球競爭的台灣而言，日本這場漫長而痛苦的經濟實驗，不僅僅是他國的故事，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自身可能面臨的挑戰與警訊。
解剖「日本病」：不僅是需求不振，更是生產力詛咒
過去，人們普遍將日本的長期通縮歸咎於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後的「資產負負債表衰退」。這個理論認為，企業忙於償還巨額債務，無心投資與擴張；消費者則因對未來感到不安而緊縮開支。這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卻無法完全解釋為何在安倍晉三政府於2013年射出史無前例的「三支箭」（超寬鬆貨幣、靈活財政、結構性改革）之後，通縮的魔咒依然難以打破。
要理解這個困局，我們必須將視角從需求端轉向更根本的供給端，也就是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經濟學中有個概念叫「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聽起來很學術，但核心思想卻很直白：一個國家的物價和匯率，長期來看，取決於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就是勞動生產力。
當一個國家生產力高速成長時，比如1970-80年代的日本，憑藉其在家電、汽車等領域的絕對優勢，賺取大量外匯，理應帶來本國貨幣升值或溫和通膨。然而，當生產力陷入停滯甚至下滑時，「反向」的效應就會出現——國家競爭力減弱，貨幣的真實價值隨之降低。這種價值降低，最終只能透過兩種方式來體現：一是名目匯率貶值，二是國內物價下跌（即通縮）。
這正是解開日本長期通縮之謎的底層鑰匙。日本的問題，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理解：
淺層因素：外部衝擊
這是最容易理解的部分。作為一個能源與原物料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國際油價的波動直接衝擊日本的物價。例如，1986年油價暴跌，即使當時日本經濟強勁，通膨也應聲而落。但這類衝擊來得快去得也快，通常在一兩年內就會消散，不足以造成長達數十年的通縮。
中層因素：企業與家庭的「通縮心魔」
這是泡沫經濟破滅後的直接後遺症。企業深陷債務泥沼，首要目標從「追求利潤」變成了「力求生存」。這導致了一種特殊的「囚徒困境」：沒有一家公司敢率先漲價。在激烈到堪稱「內捲」的市場競爭中，漲價意味著將市占率拱手讓人。日本央行的調查顯示，在2010年之前，超過八成的企業認為將成本上漲轉嫁給消費者是困難的，而「同業價格競爭」是首要原因。
這種困境，對於身處高度競爭環境的台灣中小企業主而言，想必心有戚戚焉。當市場上充斥著低價競爭者時，即便原物料、人力成本不斷上漲，漲價的決定也需要莫大的勇氣。
與此同時，日本家庭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通縮預期」。員工為了保住工作，願意接受薪資凍漲，因為他們預期未來的物價也不會上漲。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物價不漲 -> 薪資停滯 -> 消費疲軟 -> 企業不敢漲價 -> 物價持續低迷。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大量引進非典型雇用（兼職、派遣），這雖然提高了勞動參與率，但也進一步削弱了勞工的薪資議價能力。這與台灣過去十幾年面臨的「22K低薪困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大量非典型就業的出現，使得整體薪資水準長期受到壓抑。
底層因素：被美國與台灣超越的產業競爭力
這才是日本通縮最根本、也最難解的病灶。日本的勞動生產力在1990年代中期達到巔峰後，便開始了漫長的下滑。回顧歷史，日本的輝煌建立在製造業的極致工藝上，從索尼（Sony）的隨身聽到豐田（Toyota）的汽車，其產品定義了全球標準。
然而，當世界進入數位與網路時代，遊戲規則改變了。美國憑藉著微軟、蘋果、Google等巨頭，主宰了軟體與平台生態系，實現了生產力的大躍進。反觀日本，其硬體思維的巨人，如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在軟體整合與商業模式創新上步履維艱。根據統計，在2000年代，日本企業中實現產品創新的比例，遠低於德國、韓國，甚至不如後起直追的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扮演了另一個關鍵角色。憑藉在半導體製造領域的專注與突破，以台積電為首的科技產業抓住了全球供應鏈的核心位置，成為了數位時代不可或缺的一環。當日本在半導體產業節節敗退時，台灣卻逆勢而上，維持了強勁的生產力成長。
因此，日本的「反向巴薩效應」就此上演：生產力下滑，導致日圓的真實價值正在縮水。但在2013年之前，由於日圓的國際避險貨幣地位，以及全球金融危機頻發（亞洲金融風暴、網路泡沫、全球金融海嘯），投資者反而不斷湧入日圓避險，使其名目匯率不貶反升。真實價值下降，名目價格卻被推高——這中間的巨大矛盾，最終只能由國內物價來承擔，其結果就是長期的通貨緊縮。
掙脫泥沼：是實力逆轉，還是時勢造英雄？
既然病根在於生產力，為何日本在2022年後又能奇蹟般地迎來通膨呢？這並非因為其生產力突然發生了革命性突破，而更多是多個內外因素偶然交會的結果。
首先，是強大的外部推力。俄烏戰爭引發的全球能源價格飆漲，以及美國聯準會為對抗通膨而採取的暴力升息，導致美元急劇走強，日圓匯率隨之大幅貶值。這波輸入性通膨，強行打破了日本國內的價格僵局，企業在成本壓力下，終於有了漲價的「正當理由」。
其次，是日本企業體質的悄然改善。經過二十多年的去槓桿，許多體質不良的「殭屍企業」被市場淘汰，存活下來的企業財務狀況普遍更為健康。這使得貨幣政策的傳導更加順暢，也讓企業在競爭壓力減緩後，有能力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轉折，來自於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日本戰後「團塊世代」嬰兒潮人口在近年陸續退出勞動市場，加上疫情的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彈性降至數十年來的低點。過去那種可以隨時補充低薪非典型勞工的時代結束了。企業為了搶奪有限的人力，不得不開始加薪。「保障企業用工需求」在2023年首次成為日本企業加薪的最主要原因，這意味著薪資的決定權，正從資方悄悄地向勞方轉移。名目薪資的成長，為消費提供了動能，也支撐了通膨的可持續性。
光影交錯：日本給台灣的深層警示
儘管日本看似走出了通縮，但背後的陰影依然存在。這場復甦，極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圓大幅貶值的基礎之上，而非來自於生產力的根本性提升。日本的勞動生產力近年來並無顯著起色，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甚至有後退的趨勢——體現在其出口的產品中，使用他國中間品的比例（後向參與率）上升，而為他國生產中間品的比例（前向參與率）卻在下降，這意味著它正從產業鏈上游向下游移動。
這就帶來了一個嚴峻的隱憂：一旦未來全球局勢變化，例如美國轉向降息，導致日圓轉為升值，那麼「反向巴薩效應」的壓力將再次降臨。屆時，日本是否會再度面臨通縮的威脅？這個問題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答案。
日本的故事，為台灣提供了三點深刻的警示：
1. 產業多元化的重要性：台灣的經濟高度依賴以半導體為核心的科技產業，這在過去數十年創造了經濟奇蹟。但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產業的領先地位都不是永恆的。過度依賴單一引擎，將使經濟在面對產業典範轉移時，顯得異常脆弱。如何利用當前半導體產業的優勢，去扶植下一個世代的明星產業，是台灣必須深思的課題。
2. 薪資成長必須與生產力掛鉤：日本的薪資停滯，根源在於生產力停滯。台灣近年雖然基本工資有所調升，但整體薪資成長依然緩慢。企業必須擺脫單純依賴壓低成本的競爭模式，轉向透過創新與技術升級來提升附加價值，並將生產力提升的果實與員工分享，才能形成「生產力提升 -> 企業獲利 -> 員工加薪 -> 消費增強」的良性循環。
3. 警惕「通縮心態」的蔓延：長期的低物價環境，會讓企業和消費者習慣於價格不變的預期。這種心態一旦形成，便極難扭轉。它會扼殺企業的創新動力，因為投入研發的成本難以透過漲價回收；它也會壓抑消費者的支出意願，因為人們總期待「明天會更便宜」。台灣必須維持一個溫和且穩定的通膨環境，為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提供必要的潤滑。
總結而言，日本的經濟復甦之路仍充滿挑戰。它目前的通膨，更多是外部因素與內部結構調整的被動結果，而非一場由內而外、由生產力驅動的主動變革。對於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看懂日本經濟的「光」與「影」，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鄰國的動向，更能讓我們在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格局中，找到自身前行的方向與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