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8 12 月, 2025
台股產業日本的過去,台灣的未來?一部30年極限壓力測試,揭示低利率下的投資真相

日本的過去,台灣的未來?一部30年極限壓力測試,揭示低利率下的投資真相

對於身處低利率環境的台灣投資者而言,我們時常思考一個問題:如果這樣的環境持續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我們的資產配置策略應該如何演變?這並非危言聳聽。放眼全球,日本提供了一個長達三十年的「極限壓力測試」案例。從1990年代初資產泡沫破裂至今,日本經歷了經濟停滯、通貨緊縮以及人口結構老化的嚴峻挑戰,其長期公債殖利率也隨之走過了一段從高峰跌入谷底,再到近期艱難回升的戲劇性旅程。

這段橫跨三十年的金融史,不僅是日本經濟的縮影,更是一部全球投資者,特別是與日本經濟結構及人口趨勢有相似之處的台灣投資者,必須細讀的教科書。透過深入剖析日本在不同利率時代下的政策應對與資產表現,我們可以從中汲取寶貴的教訓,為未來的投資佈局找到關鍵的指引。本文將帶您穿越時空,回顧日本從2%+、1%+到0%±三個截然不同的利率時代,探討在每個階段中,哪些資產脫穎而出,哪些又黯然失色,並對比台灣與美國的狀況,試圖為當下的投資困境尋找答案。

泡沫破裂的序曲:2%+利率時代 (1990-1997) — 債券為王的避險年代

宏觀背景:從巔峰墜落的痛苦調整

1980年代末,日本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東京的地價據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日經225指數在1989年底創下38,915點的歷史高點,至今仍是許多老一輩投資者心中的一個傳奇數字。然而,巨大的泡沫終有破裂的一天。為了抑制過熱的資產價格,日本銀行自1989年起採取了激進的緊縮政策,連續升息,同時政府也對房地產貸款祭出嚴格限制。

這種「主動刺破泡沫」的決策,引發了災難性的連鎖反應。股價和房價應聲暴跌,企業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金融機構呆帳堆積如山。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瞬間從經濟奇蹟的巔…陷入了漫長的調整期,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失落十年」的開端。

政策應對:傳統貨幣與財政工具的極限

面對急轉直下的經濟,日本政府迅速轉向,開始動用傳統的政策工具箱。在貨幣政策方面,日本銀行從1991年開始進入連續降息通道,官方貼現率從6%的高點一路下調,至1995年降至僅0.5%的歷史低點。與此對應,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從超過7%的高位,一路下滑至2%左右的水平。

在財政政策上,政府初期也積極發力,大規模推動公共基礎建設投資,試圖以此拉動內需。然而,這些政策的效果卻是遞減的。降息雖然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但由於資產負債表衰退,企業忙於還債而非擴大投資,導致信貸需求持續萎縮,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失靈。而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雖然在短期內支撐了GDP,但後期效率低下,留下了沉重的政府債務。

資產表現剖析:為何債券完勝一切?

在這個資產價格全面崩盤的時代,大類資產的表現呈現出極為清晰的排序:日債 > 日圓 > 日股 > 房地產。

  • 房地產:作為泡沫的核心,房地產市場受創最重。從1991年到1997年,日本六大主要城市的住宅價格累計下跌近50%,無數家庭的財富灰飛煙滅。
  • 日股:日經225指數在此期間累計下跌超過60%,投資人信心崩潰。儘管中間出現過幾次短暫的技術性反彈,但整體趨勢是無可挽回的熊市。
  • 日圓:儘管日本國內在降息,但當時的美國也處於降息週期,加上全球市場對日本產業的競爭力仍有信心,日圓兌美元整體不貶反升,累計升值約9%,成為少數的亮點。
  • 日債:在持續降息的大背景下,債券價格持續上漲,成為當時市場上最可靠的避風港。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大幅下行,為債券投資者帶來了豐厚的資本利得。數據顯示,日本的固定收益型基金規模在此期間從約11兆日圓大幅擴張至36兆日圓,固定收益與權益型基金的規模比例一度高達3倍,充分顯示了市場的避險情緒。
  • 台灣視角:資產泡沫的警示與產業韌性

    日本這段慘痛的經歷,對同樣經歷過地產與股市狂熱的台灣市場,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它揭示了央行政策在資產泡沫面前的兩難處境,以及「硬著陸」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日股的漫長熊市中,仍有少數具備全球競爭力的產業,如精密儀器、運輸機械等,表現相對抗跌。這也突顯了,無論宏觀環境如何惡劣,擁有核心技術和強大護城河的企業,始終是穿越週期的關鍵。這與台灣過去三十年,依靠半導體產業的強大韌性,成功抵禦多次全球經濟風暴的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

    漫長的隧道:1%+利率時代 (1998-2011) — 危機中的結構轉型與海外突圍

    宏觀背景:危機連環爆,通縮陰影籠罩

    當日本人以為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時,更大的挑戰接踵而至。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讓本已脆弱的日本金融體系雪上加霜,大型證券公司和銀行相繼倒閉,國內不良債權問題全面爆發。緊接著,2001年的美國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一次次地重創了依賴出口的日本經濟。

    這十四年間,日本經濟幾乎是在「過一次關,跌一個坎」的循環中掙扎。經濟成長乏力,失業率攀升,更可怕的是,「通貨緊縮」的幽靈開始長期盤踞。物價持續下跌,抑制了消費和投資,形成惡性循環。日本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順勢跌破2%,進入了漫長的1%+時代。

    政策應對:走向非傳統,「零利率」與「量化寬鬆」登場

    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箱已經見底,日本銀行被迫踏入了未知的「非傳統貨幣政策」領域。1999年,日本央行首次引入「零利率政策」(ZIRP),將隔夜拆借利率降至趨近於零。2001年,為了應對更嚴峻的通縮,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推動改革,日本央行正式啟動了全球首例「量化寬鬆」(QE),將政策目標從利率轉向銀行在央行的準備金餘額,直接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財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也加大了赤字支出力度,中央政府赤字率突破了傳統的3%約束,一度攀升至6%以上,主要用於社會保障等福利支出,以應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同時,小泉內閣也致力於處理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並推動地方財政改革。

    資產表現剖析:股市的短暫反彈與高股利策略的崛起

    在危機與寬鬆交織的1%+時代,資產表現的排序變為:日股 > 日債 = 日圓 > 房地產。

  • 房地產:整體依然處於下跌通道,但主要城市的房價已出現觸底跡象,顯示最恐慌的拋售階段可能已經過去。
  • 日圓: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理應導致貨幣貶值,但弔詭的是,在全球風險事件爆發時(如2008年金融海嘯),日圓因其避險屬性反而大幅升值。這段期間,日圓累計升值超過40%,嚴重打擊了日本的出口產業。
  • 日債:10年期公債殖利率雖然繼續下行了約95個基點,但由於利率水平已極低,投資的性價比大幅下降,固定收益基金的規模也從高點持續萎縮。
  • 日股:雖然從1998到2011年累計仍下跌45%,但期間出現了兩波重要的反彈行情。只要經濟景氣或通縮狀況稍有改善,股市便能抓住機會上漲。
  • 1998-1999年:受益於全球通訊產業的創新浪潮,資訊科技、通訊服務等類股領漲。
  • 2003-2006年:在全球經濟復甦和原物料價格大漲的背景下,受益於房價觸底的金融地產股,以及能源、材料等週期股表現強勁。
  •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高股利」策略開始展現出明顯的超額收益。在經濟前景不明、市場波動劇烈的大環境下,能夠提供穩定現金流的高股利股票,成為投資者尋求確定性的重要標的。MSCI日本高股利指數在2003-2006年的反彈中,漲幅超過124%,表現亮眼。同時,由於國內市場機會有限且波動巨大,日本的機構投資者,如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大幅增加對外國股票和債券的配置。共同基金中的外幣資產佔比,也從2000年的20%左右,提升至2008年的50%以上。

    台灣與日本的岔路口:電子業的世代交替

    這個時期,恰是台灣與日本在科技產業上走向不同道路的關鍵十年。當日本的傳統電子巨頭如索尼(Sony)、松下(Panasonic)在數位化浪潮中轉型緩慢、逐漸失去全球主導地位時,台灣的電子產業正憑藉著在半導體代工(台積電)和IC設計(聯發科)領域的專注與靈活性,迅速崛起,抓住了個人電腦和功能型手機時代的巨大商機。這也解釋了為何同期台灣加權指數的表現遠優於日經指數。日本的經驗顯示,即使是曾經的產業冠軍,若不能跟上技術典範轉移的步伐,也可能被時代淘汰。

    安倍經濟學的豪賭:0%±利率時代 (2012-2019) — 股市重生與央行的巨手

    宏觀背景:「三支箭」下的絕地反攻

    2012年底,安倍晉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誓言要帶領日本走出長期的經濟泥沼。他推出了著名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核心是所謂的「三支箭」:超寬鬆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及促進民間投資的結構性改革。這個政策組合的目標非常明確:打破通縮預期,刺激經濟成長。

    在安倍經濟學的強力推動下,日本經濟雖然沒有出現奇蹟般的V型反轉,但確實穩住了陣腳,企業和家庭的信心有所恢復,槓桿率也開始觸底回升。最重要的是,困擾日本近二十年的通縮預期,開始出現了鬆動的跡象。

    政策應對:QQE、負利率與YCC的極限寬鬆

    配合安倍政府的決心,新任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開啟了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實驗。

    1. 質化與量化寬鬆(QQE):2013年,日本央行將QE升級為QQE,不僅大規模購買公債,還史無前例地將股票ETF和不動產投資信託(J-REITs)納入購買範圍。
    2. 負利率政策(NIRP):2016年初,為進一步壓低利率,日本央行引入負利率。
    3. 殖利率曲線控制(YCC):2016年9月,央行再次創新,推出YCC政策,直接將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目標設定在0%附近,意圖控制整個利率曲線的形狀。

    這一系列「全餐式」的寬鬆政策,將日本10年期公債殖利率牢牢地釘在了零利率附近,日本正式進入了長達近十年的0%±時代。

    資產表現剖析:股市狂飆,日圓沉寂

    在這個極度寬鬆的時代,資產表現的排序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日股 > 房市 > 日債 > 日圓。

  • 日圓:極端的貨幣寬鬆政策終於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日圓兌美元大幅貶值,從2012年底到2019年底,累計貶值超過40%,極大地提振了日本出口企業的獲利。
  • 日債:在YCC政策的控制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幾乎沒有波動,債券失去了交易價值,主要成為央行資產負債表上的一個數字。機構投資者,如壽險公司和共同基金,被迫加速將資金轉向海外債券以尋求更高收益。
  • 房地產:在經濟回溫和超低利率的刺激下,主要城市的房價終於止跌回升,東京等六大城市的住宅價格在此期間累計上漲了約5%。
  • 日股:成為最大的贏家。在日圓貶值(提升企業獲利)、央行直接購買ETF(提供市場流動性)以及全球經濟同步復甦的多重利多下,日經225指數迎來了一波長牛行情,從2012年底到2019年底累計上漲高達180%。這輪上漲呈現普漲格局,成長股和高股利股均表現出色,通訊服務、醫療保健、資訊科技等產業漲幅居前。

央行變身最大股東:對比美國聯準會與台灣央行

日本央行直接進場購買股票ETF的行為,使其一度成為日本股市最大的單一持有者。這種做法在全球主要央行中絕無僅有。相比之下,美國聯準會(Fed)的QE主要集中在公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從未直接購買股票。而台灣的中央銀行,其政策操作則更為保守穩健,始終與市場保持一定距離,以維持物價與金融穩定為首要目標。日本央行的激進實驗,雖然在短期內成功拉抬了股市,但也引發了市場功能扭曲、央行資產負債表風險過大等爭議,其長期影響至今仍在被討論。

日本三十年給台灣投資者的三堂課

回顧日本這段波瀾壯闊的三十年低利率史,我們可以為台灣投資者總結出三點至關重要的啟示:

1. 利率並非萬能,企業獲利與創新才是王道:日本的經驗清楚地表明,僅靠降息和印鈔無法創造真正的經濟成長。在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環境下,資產價格的長期驅動力,最終還是回歸到企業的獲利能力和創新能力。這解釋了為何在日經指數長期低迷的同時,由台積電等科技巨頭領軍的台灣加權指數和由科技巨擘主導的美國S&P 500指數能夠屢創新高。投資的核心,永遠是尋找那些能夠持續創造價值的優質企業。

2. 全球化資產配置是抵禦單一市場風險的護身符:當國內市場因經濟停滯、利率過低而失去投資吸引力時,將眼光放向全球是必然的選擇。日本的GPIF、壽險公司等機構法人,正是透過不斷提高海外資產的配置比例,才得以在國內低回報的環境下,維持其投資組合的長期穩健成長。對於台灣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不應將所有雞蛋都放在台股和台灣房地產這個籃子裡,適度配置美國、歐洲乃至全球市場的優質資產,是分散風險、提升長期回報的關鍵策略。

3. 人口結構是影響長期經濟格局的終極變數: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其背後一個無法迴避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嚴重的人口老化和少子化。這不僅減少了勞動力供給,也壓抑了國內的消費需求,成為經濟成長的長期掣肘。台灣目前正面臨著比日本當年更為嚴峻的人口結構挑戰。這提醒我們,在進行長期投資規劃時,必須將人口趨勢納入考量,關注那些能夠受益於銀髮經濟、自動化和醫療保健等長期趨勢的產業。

如今,隨著全球通膨再起,日本似乎也看到了走出通縮隧道盡頭的曙光,日本央行在2024年也終於結束了負利率政策。這個曾經的「病人」,正在重新吸引全球投資者的目光。它的復甦之路將如何演繹,又將為我們帶來哪些新的投資機會與啟示?這將是我們在下一個十年需要持續關注的重要課題。日本的過去,是我們的鏡子;日本的現在與未來,或許也是我們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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