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全球投資者而言，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簡稱聯準會）的每一次利率決策都牽動著市場神經。然而，這座被視為全球金融穩定基石的百年機構，其獨立性正籠罩在濃厚的政治陰雲之下。隨著美國前總統川普再次成為鎂光燈焦點，市場開始重新審視一個嚴肅的問題：如果川普重返白宮，他將如何撼動聯準會的獨立決策權？這不僅是華爾街的熱議話題，更直接關係到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台灣投資者，其資產配置與財富未來，可能都將因此而改變。
要理解這場風暴的核心，我們必須先明白什麼是「央行獨立性」。簡單來說，就是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能夠不受政府行政部門的短期政治壓力干預，專注於實現其法定目標，如穩定物價與促進就業。這種獨立性是現代央行制度的基石，旨在避免政客為了選舉利益而濫印鈔票，導致惡性通膨。
我們可以將聯準會與亞洲的兩大央行——日本銀行（BOJ）和台灣的中央銀行（CBC）進行比較，以便更清晰地理解其獨特性與面臨的挑戰。聯準會的結構相當特別，它是一個「聯邦政府機構」與「民營銀行系統」的混合體，由華盛頓的理事會和全國12家地區聯邦準備銀行組成。這種設計本身就是為了在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營部門之間取得平衡。其理事任期長達14年，遠超總統的4年任期，目的就是為了隔絕政治干擾。
相比之下，日本銀行在1998年修法後也確立了法律上的獨立性，但其長期以來面臨的政治壓力，特別是在「安倍經濟學」時期，成為一個鮮明的對照。當時日本政府為了對抗長達數十年的通貨緊縮，強力推動超寬鬆貨幣政策，日本央行總裁的任命與政策方向，都與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的意圖高度一致。這顯示，即使有法律保障，強勢的政府領導人依然能對央行施加巨大影響。而台灣的中央銀行，雖然同樣具備獨立性，但其政策考量往往與台灣作為出口導向經濟體的命脈緊密相連，如何穩定新台幣匯率，避免過度波動衝擊出口產業，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這種壓力源自於經濟結構，而非單一政治人物的意志。
川普對聯準會的不滿由來已久。在他上一任期內，他多次公開批評時任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的升息決策，稱其為「敵人」，打破了美國總統不公開評論聯準會政策的長期政治傳統。如今，若他重掌大權，其干預手段將遠比口頭批評更加直接與系統化。分析其潛在的政策工具箱，主要可以歸納為三大途徑。
手段一：撤換指揮官——提名聽話的聯準會主席
影響聯準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更換其最高領導人——主席。聯準會主席雖然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12張票中只佔一票，但他掌握著會議議程設定、政策論述主導權及對外溝通的絕對權威。主席的政策偏好，往往能凝聚共識，主導最終的利率決策方向。
現任主席鮑爾的任期將於2026年5月結束。川普已多次明確表示，他若當選，將不會續任鮑爾。這意味著他將利用總統提名權，任命一位願意配合其「低利率」經濟議程的新主席。這讓人聯想到1970年代的歷史。當時，美國正處於「大滯脹」時期，時任總統卡特為了刺激經濟，選擇不續任立場偏鷹派的主席伯恩斯，改為提名商界出身、缺乏貨幣政策經驗但被認為更「聽話」的米勒（G. William Miller）接任。米勒上任後，即使通膨高漲，依然維持較低的利率以配合政府，導致通膨完全失控，最終迫使卡特不得不換上鐵腕的沃爾克（Paul Volcker）收拾殘局。
這段歷史為當前局勢提供了警示。如果川普提名一位只為其政治目標服務、而忽視通膨風險的主席，美國經濟可能重蹈覆轍。屆時，市場對聯準會政策的可預測性將大幅降低，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將急劇升高。
手段二：重組核心團隊——安插親信進入理事會
在新主席上任之前，川普可以透過填補理事會空缺，甚至尋找法律藉口罷免現任理事，來逐步改變聯準e會的權力結構。聯準會理事會由7名成員組成，他們都是FOMC的常任票委，在貨幣政策決策中擁有永久投票權。更重要的是，許多關鍵的監管政策和技術性利率工具，是由理事會而非整個FOMC決定的。
目前理事會的成員，除了川普自己提名的沃勒（Christopher Waller）和鮑曼（Michelle Bowman）外，其餘多為拜登總統提名。川普陣營已在盤算，如何利用法律灰色地帶，例如以行為不當等理由，罷免拜登提名的理事。雖然此舉將引發巨大的法律與政治爭議，但已顯示出其重塑理事會的強烈意圖。
如果川普成功地將理事會中的多數席位換成自己的「忠臣」，他將掌握一個強大的政策工具。例如，決定「準備金餘額利率（IORB）」的權力就屬於理事會。IORB是聯準會利率走廊的上限，直接影響市場利率。在正常情況下，理事會會將IORB設定在與FOMC利率目標區間一致的水平。但理論上，一個被總統控制的理事會可以單方面下調IORB，即使FOMC整體不同意降息，也能強行壓低市場利率。這種內部權力衝突一旦發生，將對貨幣市場造成前所未有的混亂，嚴重破壞聯準會的信譽。
手段三：釜底抽薪——間接影響地方聯儲主席人選
川普的第三步棋，也是最深遠的一步，是利用其對理事會的控制權，進而影響12家地區聯邦準備銀行主席的人選。這12位地方主席中，紐約聯儲主席是FOMC的永久票委，其餘11位每年輪流佔有4個投票席位。從歷史數據來看，地方聯儲主席往往是FOMC中更為鷹派、更傾向於反對降息的力量。自1995年以來，絕大多數的政策反對票都來自他們。
地方聯儲主席的任命程序，是由各地方聯儲的董事會提名，但最終必須獲得華盛頓聯準會理事會的批准才能生效。這就給了川普一個間接干預的絕佳機會。一個驚人的巧合是，全部12位地區聯儲主席的五年任期，都將在2026年2月底同時到期。
屆時，如果川普已經成功在理事會中安插了多數親信，這個「川普的理事會」就可以利用其批准權，否決掉那些不符合川普鴿派立場的候選人，並優先通過那些願意配合降息的人選。一旦地方聯儲主席的鷹派聲音被系統性地削弱，整個FOMC的決策重心將不可避免地倒向鴿派。這將從根本上改變聯準會的決策生態，其影響力將遠超過僅僅更換一位主席。
對市場與台灣投資者的啟示
川普若透過上述三管齊下的方式成功干預聯準會，將對全球宏觀經濟與大類資產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在宏觀經濟層面，市場將預期一個遠比當前更加鴿派的貨幣政策路徑。在政治壓力下，聯準會的降息幅度與速度可能遠超經濟基本面所需，政策利率可能被壓低至中性利率之下，人為地延長經濟擴張週期。然而，這種以犧牲長期物價穩定為代價的短期刺激，可能埋下未來通膨失控的禍根。
其次，在大類資產層面，這將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第一，過度的降息預期將直接壓低短期美國公債的殖利率，例如2年期公債利率將首當其衝。第二，聯準會獨立性的受損，意味著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信用基石出現動搖。國際投資者將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來持有美元資產，這可能推升10年期等長期公債的「期限溢價」，導致其殖利率在降息週期中不易下跌，甚至可能不降反升。第三，對美元信用的擔憂將削弱美元指數，加速全球的「去美元化」進程。
對台灣投資者而言，這些影響不容忽視。美元走弱將直接影響新台幣匯率，對台灣的出口導向型企業構成挑戰，同時也影響著持有美元資產的價值。此外，全球金融市場不確定性的增加，將使得資產配置的難度大幅提高。過去被視為全球無風險資產的美國公債，其風險屬性正在悄然改變。
總結來說，聯準會的獨立性並非堅不可摧。一個決心堅定的行政首長，可以透過人事任命這一合法途徑，層層滲透，最終改變其政策方向。這場即將到來的政治與制度的博弈，結果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年的全球金融格局。對於身處台灣的我們而言，這不僅是遙遠的美國政治劇，更是必須納入考量、攸關自身財富的全球風險變數。未來，關注華盛頓的政治動態，理解其對央行獨立性的潛在衝擊，將與分析經濟數據一樣，成為每一位成熟投資者的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