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上演一齣極具反差的經濟大戲。2024年的「春鬥」（春季勞資談判），日本企業界達成了平均超過5%的薪資漲幅，這是自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來、超過三十年的最高紀錄。從豐田汽車到中小企業，加薪浪潮席捲全國，旨在徹底終結困擾日本數十年的通縮夢魘。然而，當薪資單上的數字變得更好看時，東京銀座的百貨公司與街頭巷尾的居酒屋，卻未迎來預期中的消費狂潮。家庭主婦們仍在超市為每一顆雞蛋的價格精打細算，年輕人則將多出來的收入，默默轉入儲蓄帳戶。
這幅景象不僅是日本的獨有難題，更深刻地映照出東亞經濟體的共同困境。對於身處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這個「加薪卻不消費」的謎題，絕不陌生。當半導體龍頭台積電宣布年度分紅與結構性調薪，引發市場一片喝采時，這股活水是否真正流向了實體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帶動了廣泛的內需復甦？抑或是，這些增加的收入，最終大多匯入了房地產、股市，以及為未來不確定性而準備的儲蓄池？
日本的經驗提供了一面絕佳的鏡子，讓我們得以審視一個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為何在東亞社會，薪資增長難以直接、有效地轉化為消費動能？這背後，並非單純的經濟數據所能解釋，而是由三道根深蒂固的「心理心魔」所共同構築而成。本文將深入剖析這三道阻礙消費的心理障壁，並透過與文化迥異的美國模式進行對比，揭示影響你我錢包決策的關鍵因素，以及這對未來經濟走向的深遠意涵。
第一道心魔：薪水是「一次性獎勵」，還是「永久性加薪」？
經濟學中有一個經典理論，稱為「恆常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提出。其核心觀點十分直觀：人們的消費決策，主要取決於他們對「未來長期穩定收入」的預期，而非短期的、一次性的收入波動。一筆意外的獎金或中獎彩券，多數人會選擇儲蓄或進行大額投資；而一份穩定工作的永久性加薪，則更有可能被納入日常的開支預算。
這個理論完美地解釋了日本當前的消費困境。儘管今年的薪資漲幅創下歷史新高，但日本民眾普遍對其「可持續性」抱持著強烈的懷疑。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失落時代」，薪資停滯與通縮思維已深植人心。在一項調查中，當被問及兩種情境：「①每年固定薪資持續增加10%」與「②今年獎金一次性增加10%」，哪種情況下更願意消費？結果顯示，在情境②（一次性獎金）中，高達51%的受訪者選擇「不增加消費」；而在情境①（持續性加薪）下，這一比例則降至38%。這明確指出，收入的「穩定性」遠比「金額」本身更能撬動消費意願。
更令人擔憂的是，即使面對歷史性的加薪，日本家庭對未來的預期依舊悲觀。調查顯示，約有40%的家庭認為未來五年的薪資將「維持不變」，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預期會「下降」。即便在最應感到樂觀的20至30歲年輕族群中，也僅有半數預期薪資會上漲，且絕大多數人認為漲幅有限。這種普遍的不信任感，使得歷史性的加薪在民眾心中，被自動打折為一次「短暫的幸運」，而非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企業主或許真心相信未來五年都能持續加薪，但這種信心顯然未能成功傳遞給員工。於是，增加的收入順理成章地被存起來，以應對隨時可能重回原點的未來。
這種心理在台灣同樣普遍存在。台灣的經濟高度依賴以科技業為主的出口導向產業，其景氣循環性極強。在台積電、聯發科等指標性企業，員工的年度分紅與獎金極其可觀，往往佔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然而，這筆收入在員工心中，常被視為「週期財」，與景氣好壞密切相關。因此，它通常被用於支付房屋頭期款、投資股票，或是存入子女教育基金等長期規劃，而非顯著提升日常的餐飲、旅遊或娛樂開支。相較之下，一名收入或許較低但極為穩定的公務人員，其薪資的每一分錢，都更可能被視為「恆常收入」，從而擁有更高的消費傾向。這種收入結構的差異，導致了即使在高薪科技業的帶動下，台灣整體的內需消費力道，仍時常顯得後繼無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模式。在COVID-19疫情後，美國出現了「大離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勞工透過積極跳槽，為自己爭取到顯著且「永久性」的薪資提升。這種由勞動市場結構性緊缺驅動的加薪，給予了勞工強大的信心，相信新的高薪資是未來生活的新常態。再加上政府發放的大量現金補助，共同催生了一場強勁的「報復性消費」浪潮。美國消費者在文化上更傾向於將當下的收入視為基準，並樂於利用信貸工具來平滑消費，這種對未來的樂觀預期，使其消費動能遠比東亞社會更為強勁且直接。
第二道心魔：萬物齊漲的「體感通膨」遠比薪資調漲更有感
第二道阻礙消費的心理障壁，源於一種更為直觀的感受——「體感通膨」的壓力，遠遠超過了薪資上漲帶來的喜悅。官方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是一個經過加權平均的宏觀數字，但對普通家庭而言，通膨是透過日常生活中最頻繁接觸的商品價格來感知的。一顆茶葉蛋、一杯手搖飲、一個排骨便當的價格，這些微小但頻繁的漲價，對消費者心理的衝擊，遠大於電視新聞裡播報的2.5%或3%的通膨率。
在日本，此現象尤為嚴重。調查數據顯示，日本民眾感受到的物價上漲幅度，遠高於官方數據，也顯著超過了他們的薪資漲幅。特別是在食品、能源等無法削減的必需品上，價格飆升得最為兇猛。當家庭主婦發現過去用1000日圓可以買到的食材，如今需要1200日圓時，薪資單上增加的5%，瞬間顯得微不足道。這種「購買力正在縮水」的感受，會直接觸發防禦機制，促使家庭削減非必要的開支，例如外出用餐、旅遊及娛樂，以確保核心生活開銷無虞。
更有趣的是，通膨預期對不同年齡層的影響截然不同。在日本，年長的世代經歷過石油危機等高通膨時期，他們的預期模式更傾向於「適應性預期」，即認為目前的漲價趨勢將會持續。在這種預期下，「所得效應」往往會壓倒「跨期替代效應」。換句話說，他們不會因為擔心未來更貴而「提前消費」，反而會因為感覺未來生活成本更高、實質財富縮水而「節制消費」，增加儲蓄以應對未來。反觀年輕世代，他們或許更願意為了避免未來漲價而提前購買汽車、家電等耐久財，但由於其整體財富累積有限，這種提前消費的力道，遠不足以扭轉整體社會的保守趨勢。
這對台灣民眾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場景。台灣社會對物價的敏感度極高，媒體日常充斥著關於「萬物齊漲，只有薪水不漲」的報導。一個百元便當的消失、夜市小吃的價格調整，都能成為引發廣泛共鳴的社會話題。這種強烈的「體感通膨」，使得民眾在心理上長期處於一種「防禦姿態」。即使名目薪資有所增長，但只要生活周遭的物價不斷上揚，人們的感受就不會是「我變富裕了」，而是「我需要花更多錢才能維持原來的生活品質」。這種相對剝奪感，正是抑制消費、推高儲蓄的強大心理驅動力。
反觀美國，雖然近年同樣飽受四十年來最嚴峻的通膨之苦，但其消費者的反應路徑卻有所不同。首先，強勁的勞動市場與薪資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抵銷了通膨的衝擊，讓許多家庭仍有信心維持甚至增加消費。其次，美國根深蒂固的消費信貸文化，扮演了重要的緩衝角色。消費者習慣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來應對短期內的物價上漲，而不是立即大幅削減開支。在某些階段，強烈的通膨預期甚至會刺激消費，民眾為了趕在價格進一步上漲前「先買再說」，尤其是在汽車和房地產等大宗商品上，這種現象更為明顯。這種「以消費對抗通膨」的邏輯，在儲蓄文化主導的東亞社會，幾乎難以想像。
第三道心魔：對未來的強烈不確定感，催生「預防性儲蓄」
即便收入增長能夠跑贏通膨，第三道、也是最為頑固的心理心魔，依然會牢牢地鎖住消費的閘門。這就是源自對未來，特別是老年生活的強烈不確定性與焦慮感，所催生的「預防性儲蓄」（Precautionary Savings）。這種儲蓄行為的目的，不是為了特定的消費目標（如買車、旅遊），而是為了建立一個安全緩衝區，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意外，如突發疾病、失業，或最普遍的擔憂——退休金不足。
日本是全球老齡化、少子化最為嚴峻的國家，這種對未來的焦慮感也最為強烈。調查顯示，對老年生活感到「非常擔心」或「有些擔心」的日本民眾比例，長期維持在八成以上。這種集體性的不安，直接轉化為儲蓄行為。從2019年到近期的調查，日本家庭儲蓄目的中，為「養老生活費用」儲蓄的比例從46.3%大幅增至53.6%，穩居首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回答「沒有特定目的」的儲蓄比例，竟從6.7%暴增至22.9%，成長超過三倍，尤其在年輕族群中增幅最為顯著。這揭示了一種更深層的心理狀態：人們儲蓄，不僅是為了應對已知的風險（如養老），更是為了應對大量「未知的風險」。當未來充滿迷霧時，唯一能做的，就是緊握手中的現金。
此外，家庭結構的變遷也加劇了這種趨勢。隨著單人家庭與小家庭成為社會主流，傳統家庭內部互相扶持的安全網功能正在瓦解。過去，人們或許可以依賴子女或家族的支援來應對老年風險；如今，每個人都更需要依靠自己的儲蓄來建立防線。實證分析也證明，有「預防性儲蓄」動機的家庭，其儲蓄率顯著高於沒有此動機的家庭。這種為不確定性而儲蓄的行為，已成為日本消費長期低迷的底層結構性因素。
台灣社會在這方面，與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的家庭儲蓄率長年位居全球前列，其背後的核心驅動力，同樣是對未來的不安全感。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日漸式微，民眾對勞保年金能否永續經營的疑慮日益加深，再加上高昂的房價與不斷攀升的醫療健保費用，共同構成了一幅令人焦慮的未來圖景。對許多年輕人而言，薪資的增長首先要用於應付沉重的房貸，或是投入到各種保險與理財產品中，這些本質上都屬於長期儲蓄而非即期消費。可以說，台灣人的每一分儲蓄，都承載著對未來的深深憂慮。
相較之下，美國社會的結構提供了不同的安全預期。儘管其社會福利體系並非完美，但相對健全的失業救濟金制度，以及以401(k)計畫為代表、與資本市場緊密掛鉤的市場化退休金體系，為民眾提供了另一種應對未來的路徑。美國文化更鼓勵人們透過「投資」來實現財富增長，而非單純地「儲蓄」來抵禦風險。雖然美國民眾也擔心退休問題，但解決方案更偏向於積極參與股市投資，相信市場的長期回報能戰勝未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以成長應對風險」的思維，與東亞社會「以儲備應對風險」的保守心態，構成了根本性的差異。近年來日本推出新NISA（少額投資非課税制度）免稅投資帳戶，以及台灣年輕人熱衷投資ETF，都顯示出向美國模式靠攏的跡象，但其底層的「安全第一」思維，短期內仍難以撼動。
結論：從經濟問題到心理建設，重拾消費信心的漫漫長路
日本這場「大加薪時代」的消費停滯現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具價值的剖析樣本。它揭示了，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低迷與結構性變遷後，提振內需遠非簡單的「發錢」或「加薪」就能一蹴可幾。橫亙在薪資增長與消費復甦之間的，是三道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對收入持續性的不信任、被體感通膨嚴重侵蝕的購買力，以及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深層焦慮。
這不僅是日本的挑戰，更是台灣必須正視的課題。無論是日本的「春鬥」加薪，還是台灣的科技業分紅，若無法轉化為民眾對未來的穩定預期與信心，那麼這些新增的財富，最終只會沉澱在金融體系與資產市場中，難以形成推動經濟正向循環的活水。
美國與東亞的對比，清晰地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型。美國模式建立在樂觀主義與信貸文化之上，驅動了強勁的消費與經濟活力，但也伴隨著更高的通膨風險與潛在的債務危機。東亞模式則植根於謹慎與安全感的需求，造就了金融體系的穩定與高儲蓄率，卻也長期面臨內需不振與通縮的陰影。
展望未來，對於日本和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已不僅是經濟層面的政策調整，更是一場艱鉅的「心理建設工程」。政府與企業需要共同努力，建立一個能讓民眾信賴的長期願景：相信薪資增長是可持續的常態，而非曇花一現的例外；相信物價能被有效管理，讓辛勤工作的成果不被通膨輕易吞噬；更重要的是，相信社會安全網（包括養老金與健康保險體系）的堅實可靠，讓人民敢於為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而消費，而非僅僅為了不可知的未來而儲蓄。在這份集體信心的契約被重新建立之前，每一張新印製的鈔票、每一次薪資單上跳動的數字，恐怕都仍將難以敲開那扇緊閉的消費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