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當櫻花前線從南到北渲染日本列島時，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在全國的會議室中激烈上演。這場名為「春鬥」（Shunto）的年度勞資薪資談判，過去三十年多半只是行禮如儀的過場，但在今年，它卻成為牽動日本國運、甚至攪動全球金融市場的關鍵變數。今年，日本最大工會「連合」（RENGO）喊出了平均5.85%的加薪要求，而首輪談判結果出爐，大型企業平均同意加薪5.28%，一舉創下1991年以來、超過三十年的最大漲幅。
這個數字不僅僅是薪資單上的變化，它更像一聲驚雷，宣告日本可能正在走出長達數十年的「失落時代」。對於長期關注全球經濟的台灣投資者而言，理解這場遠在日本發生的「薪資革命」，不僅是為了掌握日圓與日股的未來動向，更是藉此反思台灣自身面臨的結構性挑戰與機遇。
「春鬥」——不只是一場薪資談判，更是日本的國運轉捩點
要理解為何今年的「春鬥」如此重要，我們必須先將時光倒轉。自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陷入了長期的通貨緊縮泥沼。物價不漲，薪水也跟著凍漲，企業為了生存選擇保留現金而非投資，消費者則因為預期未來物價會更低而延遲消費。這種「便宜就是王道」的心態，形成了一個死氣沉沉的惡性循環，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失落的三十年」。
然而，近年來情況出現了轉機。
從「失落的三十年」到「薪資-通膨」的良性循環
起初，點燃通膨火苗的是外部因素。全球疫情後的供應鏈中斷，以及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與原物料價格飆漲，讓日本的物價「被動」上漲。這種由成本推動的「輸入型通膨」，雖然讓民眾荷包縮水，卻也意外打破了物價不會上漲的魔咒。
日本政府與日本銀行（央行，BOJ）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們意識到，要讓通膨從暫時性的外部衝擊，轉變為可持續的內部成長動能，唯一的關鍵就在於「薪資」。唯有企業願意將增加的獲利回饋給員工，提高員工的薪資，員工才會有更多的錢用於消費。消費需求增加，企業營收跟著成長，進而更有能力和意願為員工加薪。
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謂的「薪資-通膨螺旋式上升」（Wage-Inflation Spiral）的良性循環。今年創紀錄的「春鬥」結果，正是啟動這個良性循環最關鍵的發條。強勁的薪資增長給了日本央行充足的底氣，在結果公布後的幾天內，便毅然決然地宣布結束長達八年的負利率政策，正式宣告日本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時代來臨。這一步，日本走了將近三十年。
為何今年的薪資漲幅至關重要？
過去的通膨主要來自於能源和食品等外部因素，但這些因素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國際油價回穩，意味著「輸入型通膨」的推力正在消退。接下來，日本經濟能否維持2%的通膨目標，完全取決於由內需驅動的服務業通膨。
服務業的價格與人事成本（也就是薪資）高度相關。餐廳的餐費、理髮的費用、住宿旅遊的開銷，這些都直接反映了勞動力的價值。因此，唯有薪資持續、普遍地上漲，服務業才有漲價的空間與基礎，核心通膨才能穩固。今年的「春鬥」結果，正是檢驗這個「薪資-服務通膨-整體通膨」傳導鏈是否暢通的期中考。
點燃加薪引擎的三大動力
這次三十年來罕見的加薪大潮，並非偶然，其背後是三大結構性力量匯聚的結果。
動力一：嚴峻的缺工現實——「搶人大戰」下的被動加薪
日本社會面臨的嚴重高齡化與少子化問題，已是眾所周知。長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在經濟復甦的當下，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搶人大戰」。根據最新數據，日本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2.5%以下的極低水平，而「有效求人倍率」（求才數對求職數的比例）則高達1.3倍左右，這意味著平均每一位求職者，就有1.3個工作機會在等著他。
這種勞動力市場極度緊繃的狀況，與台灣當前面臨的高齡化及部分產業（如製造業、營建業和長照服務）的缺工困境如出一轍。在這種「事求人」的環境下，企業若不主動加薪、改善勞動條件，不僅難以招募到新血，更可能面臨現有員工被挖角的風險。因此，許多企業的加薪決策，與其說是主動響應政策，不如說是在人才爭奪戰中不得不為的「防禦性加薪」。根據帝國數據銀行的調查，超過六成的企業計畫在今年加薪，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留住員工」。
動力二：政府與央行的強力意志——國家級的政策助攻
擺脫通縮，是日本政府近年來的最高施政目標。從前首相安倍晉三的「三支箭」，到現任首相岸田文雄的「新資本主義」，政策核心始終圍繞著如何刺激經濟、提振薪資。政府透過提供稅務優惠、公開點名呼籲等方式，不斷向企業界施加壓力，要求其將獲利轉化為薪資成長。
這與台灣由政府主導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定最低工資的模式有所不同，日本政府更偏向於營造一種「加薪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氛圍。同時，日本央行也一再強調，實現可持續的2%通膨目標，薪資成長是「必要條件」。這種政府與央行口徑一致、強力推動的罕見決心，為工會的薪資談判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後盾。
相較之下，美國聯準會（Fed）在面對薪資上漲時，往往更擔憂其引發失控的通膨，視之為需要降溫的對象。日本央行則反其道而行，將薪資上漲視為夢寐以求的政策目標，這種思維上的根本差異，凸顯了日本亟欲擺脫通縮的迫切性。
動力三：企業獲利豐厚——弱勢日圓造就的底氣
企業有意願加薪，還得有能力加薪。而過去兩年，弱勢日圓成為日本大型出口企業獲利的超級助推器。當日圓兌美元匯率從120一路貶至150，對於豐田（Toyota）、索尼（Sony）等將產品銷往全球的企業而言，其海外營收換算回日圓後，獲利數字大幅膨脹。
這點與台灣的產業結構形成鮮明對比。台灣的出口主力，如台積電、鴻海等電子業，其報價和成本多以美元計價，強勢台幣反而會侵蝕其匯兌收益。但對日本汽車、精密機械、觀光等產業來說，日圓貶值直接提升了它們在全球市場的價格競爭力，也增厚了企業的利潤。豐厚的獲利，讓這些龍頭企業有足夠的底氣在「春鬥」談判中做出積極回應，也為整體加薪趨勢定下了基調。
榮景之下的隱憂：兩大潛在阻力不容忽視
儘管加薪前景看似一片光明，但在這場全國性的經濟實驗中，仍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結構性矛盾與風險。
阻力一：中小企業的悲歌——「看得到，吃不到」的加薪困境
聚光燈下的「春鬥」主角，多是豐田、日立等國際知名的大企業。然而，在日本，中小企業雇用了全國近七成的勞動人口。牠們的處境，與大型出口企業截然不同。
首先，中小企業多半處於供應鏈的下游，缺乏議價能力。牠們不僅無法享受到日圓貶值的匯兌紅利，反而要承受上游原物料和能源成本上漲的壓力。許多中小企業主感嘆，經營環境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其次，在獲利能力上，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差距自疫情以來持續擴大。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要牠們比照大企業的幅度加薪，無疑是天方夜譚。
這種「大企業吃肉，小企業喝湯都難」的困境，對於同樣以中小企業為經濟主體，並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台灣而言，極具警示意義。數據顯示，大型企業的加薪實施率遠高於中小企業，且加薪方式也存在巨大差異。大企業傾向於調高「基本薪」，這是一種永久性的成本增加；而許多中小企業即便加薪，也寧願選擇發放一次性的「獎金」或「津貼」，以避免造成長期的財務負擔。這種差異，將可能導致日本社會的薪資差距進一步擴大，並削弱整體消費復甦的力道。
阻力二：談判桌上的數學題——通膨基準線的微妙變化
另一個技術性但重要的阻力在於談判的參考基準。工會的加薪要求，通常會參考前一年的平均通膨率。例如，2024年的「春鬥」談判，參考的是2023年平均約3.3%的較高通膨率。然而，展望2025年的談判，其參考的2024年通膨率預計將回落至2.7%左右。較低的通膨參考基準，可能會讓企業在未來的薪資談判中擁有更大的議價空間，這也為薪資能否持續高速增長，增添了一絲不確定性。
投資羅盤：春鬥如何牽動日圓、日股與全球市場？
這場發生在日本的薪資結構轉變，正透過匯率、利率與資本市場，深刻影響著全球投資者的資產配置。
日圓：升值之路是否就此開啟？
過去，日本是全球唯一的負利率主要經濟體，與美國之間巨大的利差，使得日圓成為最受歡迎的「融資貨幣」，導致其匯率一路走貶。如今，「春鬥」的強勁結果推動日本央行升息，正式縮小了美日之間的利差。理論上，這將吸引資金回流日本，推動日圓走上升值通道。未來日圓的走勢，將取決於日本央行後續的升息步伐，以及美國聯準會的降息時程。若日本薪資與通膨的良性循環得以確立，日圓長期升值的趨勢將難以逆轉。
日股：短期狂歡後的長期考驗
對於日本股市而言，「春鬥」的影響是雙面的。短期來看，薪資上漲提振了國民的消費信心與能力，對於依賴內需市場的零售、不動產、觀光等產業構成直接利好，這是推動日經指數創下歷史新高的重要動力之一。
然而，從中長期看，挑戰也隨之而來。前面提到，日股過去的榮景，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弱勢日圓之上。一旦日圓轉為升值，將直接衝擊出口企業的獲利。同時，利率正常化也意味著企業的借貸成本將會上升，那個可以輕易透過「廉價日圓」融資進行股票回購的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因此，日股未來將從「資金驅動」的狂歡，轉向更考驗企業真實盈利能力的「基本面驅動」階段。
對台灣投資人的啟示：借鏡日本，反思台灣
日本正在經歷的這場經濟結構大轉型，對台灣而言，不啻為一面鏡子。我們同樣面臨高齡化、少子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同樣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深受匯率波動影響；經濟體內同樣存在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發展失衡的困境。
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擺脫長期低薪的困境，需要勞動力市場結構、國家政策意志與企業獲利能力三者協同作用。對於投資者而言，觀察日本市場的變化，應從過去單純關注出口導向的科技與汽車股，轉向更多關注那些能從國內薪資成長與消費復甦中受益的產業。同時，也應警惕日圓升值對部分企業可能帶來的衝擊。
總結而言，2024年的「春鬥」，不僅是日本經濟的歷史性轉捩點，也象徵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與新時代的開啟。日本正在用一場數十年來最大的加薪豪賭，告別停滯的過去，迎向一個充滿機遇但也更具波動性的未來。對於身處東亞經濟圈的台灣投資者，深入理解鄰國這場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已不再是選項，而是 navigating 未來全球市場變局的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