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集體想像中，市場常常被視為一隻無形的手，憑藉價格的魔力，自動協調供需，分配資源。然而，這種簡化的理解，在面對諸多涉及公共福祉、道德禁忌或稀缺資源的領域時，顯得蒼白無力。當金錢無法衡量一切，甚至被明令禁止時，市場失靈的現象便會浮現，導致資源錯配、效率低下，乃至社會的不公。艾爾文·羅斯教授的《市場設計》一書，如同一部制度工程的實踐指南，揭示了經濟學如何從象牙塔走向現實，透過精巧的機制設計，在不完全依賴金錢或強制的情況下，有效分配稀缺資源，並顯著改善社會福祉。它挑戰了傳統經濟學對「看不見的手」的迷思，力證市場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需要有意識、有策略的設計，方能穩健運行，造福蒼生。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市場失靈的社會代價、腎臟交換如何設計生命、選校改革如何成就教育公平，以及制度設計如何創造深遠的公共價值，藉此理解市場設計在公共政策領域的非凡應用。
配對失靈的社會代價
市場失靈的表象多種多樣，從「搶跑」的混亂，到「過快」的盲目，再到「壅塞」的遲滯，其背後都隱藏著深刻的社會代價。當市場機制無法有效地將人與資源、需求與供給進行配對時，不僅效率受損，更可能導致不公，甚至動搖社會根基。
「搶跑」（Jumping the Gun）是市場失靈的典型表現之一。在早期的美國，著名的奧克拉荷馬州土地搶佔潮便是一例。成千上萬的拓荒者在號角吹響前便衝過邊界，只為搶佔尚未開放的免費土地。儘管有騎兵巡邏，甚至射殺違規者以示警告，但「先下手為強」的心態依然盛行，導致守法者被排擠，秩序蕩然無存。即便成功搶得土地，壅塞的登記處也讓地權的確認變得異常困難，許多人最終一無所獲。這種過早行動破壞了市場應有的「厚度」，使得資訊不充分，交易品質低下，最終導致社會資源的低效配置。
這種現象在專業領域同樣常見。美國大學美式足球碗賽曾因各隊和籌備委員會過早簽約而導致賽事品質不佳，全國冠軍懸而未決。法學院畢業生在完成學業前兩年就被大型律師事務所鎖定暑期實習機會，甚至尚未開始法律課程的學生就被提前錄用，使得律師事務所難以準確評估人才潛力，學生也難以根據真實興趣做出選擇。這種「爆炸性要約」（exploding offer）不僅使雇主無法招聘到最適合的員工，也迫使學生在資訊不對稱、選擇有限的情況下做出倉促決定，導致人才與職位的錯配。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後，許多提前簽約的法學院學生，其錄用被取消或延期，對雇主和學生都造成了巨大損失。這種搶跑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控制的失敗」，個體行為者在害怕落後的心理驅使下，不得不提前行動，最終共同導致市場效率的下降。
另一方面，「過快」（Too Fast）則代表了速度競爭取代了品質競爭的市場失靈。在當代金融市場中，高頻交易的出現是一個顯著例子。數十億美金被投入到縮短資訊傳輸時間的微波鏈路，只為在毫秒級的交易中獲取微薄利潤。這種速度的狂熱，不僅未能提升市場效率或創造社會效益，反而加劇了市場的不穩定性，甚至引發了如2010年美國股市「閃電崩盤」般的災難。當「先到先得」原則主導一切，誰能最快下單便能獲利時，市場的設計便不再鼓勵基於最佳資訊和價格的競爭，而是轉向了技術和速度的軍備競賽。這使得普通投資者承擔了更高的成本，也讓市場的公平性受到質疑。金融市場本應透過價格發現機制來有效配置資本，但在速度至上的邏輯下，它反而可能背離了其核心功能，成為少數擁有超高速技術者的套利工具。
「壅塞」（Congestion）則是市場失靈的另一面，它描述了市場溝通遲緩，配對效率低下的問題。紐約市公立高中選校系統的舊制提供了一個鮮明的案例。每年近9萬名九年級新生，必須通過複雜的紙本流程，多次遞交志願、等待錄取、再做選擇，整個過程耗時數月，嚴重拖延。約3萬名學生直到暑假結束前幾週才被行政分配到非意向學校，引發了巨大的焦慮和不滿。這種壅塞不僅導致效率低下，也催生了「灰色市場」，有關係的家長可以繞開正式程序，為孩子爭取更好的機會，加劇了系統的不透明和不公。在這樣一個體系中，即使有意參與的學生和家長眾多，市場的「厚度」也無法轉化為高效配對，反而被資訊傳遞的遲滯和決策流程的冗長所吞噬。
這些不同形式的市場失靈，共同揭示了一個核心問題：當市場運作缺乏精確的制度設計時，即便有強烈的交易意願和稀缺的資源，也可能無法實現有效的配對，反而產生巨大的社會成本。這不僅包括金錢上的損失，更包含時間、信任、公平等難以量化的社會資本的耗損。正是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市場設計者的角色應運而生，他們不再僅僅是旁觀者，更是制度的工程師，致力於為社會公共難題提供實用的解決方案。
腎臟交換：生命的設計
在眾多配對市場中，腎臟移植無疑是最為特殊且至關重要的一例。當稀缺的腎臟資源關乎生命，而金錢交易被法律和道德雙重禁止時，市場設計如何介入，在看似無解的困境中開闢生路？艾爾文·羅斯教授及其團隊開創的腎臟交換系統，正是制度工程如何拯救生命的傑出範例，它巧妙地繞過了「雙重需求巧合」的難題和對器官商業化的道德厭惡。
傳統的活體腎臟捐獻面臨巨大挑戰：即便患者找到了願意捐腎的親友，也可能因血型不符或免疫排斥而無法進行移植。這就好比在以物易物的市場中，你既擁有對方所需，對方也恰好擁有你所需，這樣的「雙重巧合」極為罕見。羅斯團隊借鑒了蓋爾與沙普利提出的「延遲接受演算法」（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和「最佳交易循環」（Top Trading Cycles, TTC）模型，將不相容的患者-捐贈者配對視為「擁有一顆腎臟可交換，同時需要一顆腎臟」的實體，從而建構一個複雜的交換網路。
最初，這一系統主要聚焦於「循環交換」。最簡單的是兩組配對之間的互換：A組的捐贈者可以捐給B組的患者，而B組的捐贈者則捐給A組的患者，形成一個閉環。隨著技術和經驗的累積，系統逐漸擴展到三組甚至四組配對的循環，例如萊維夫婦、沙伊貝夫婦和阮海楊薇夫婦的三方交換案例，這些原本因不相容而無望的患者，透過精巧的配對機制獲得了重生。這種設計的精髓在於，它創造了足夠的「厚度」。原本，單一醫院只能撮合少量病人與捐贈者，配對可能性極低。但當全國範圍內的患者和捐贈者匯聚到一個平台，選擇範圍呈幾何級數擴大，大大增加了成功配對的機會。
然而，腎臟交換的真正突破，是引入了「非定向捐贈者」來啟動「移植鏈」。非定向捐贈者是那些無私奉獻的利他主義者，他們願意為任何需要的陌生人捐贈腎臟，不求回報。例如約翰·羅伯遜的故事，他的捐贈開啟了一條移植鏈，使得傑克·伯恩斯和另一位年輕患者獲得了新生。這條鏈的運作模式是：非定向捐贈者將腎臟捐給配對池中的一位患者，該患者的親屬隨後將腎臟捐給另一個配對中的患者，如此循環，最終可能導致數例甚至十幾例移植。非定向捐贈者的加入，消除了傳統循環交換中「雙重巧合」的嚴格限制，讓鏈條可以不斷延伸，挽救更多生命。
起初，法蘭克·德爾莫尼科等外科醫師對大規模循環和非同步交換的複雜性持懷疑態度，擔心後勤協調難度過大。然而，羅斯團隊透過不斷優化演算法，並強調非同步交換對降低風險的重要性，逐漸打消了醫師的疑慮。非同步交換允許鏈條中的手術錯開進行，避免了所有手術必須同時在多個醫院、多支團隊協作下的巨大壓力。重要的是，在非定向捐贈者啟動的鏈條中，如果鏈條中途斷裂（例如有人反悔），已捐贈的利他者並無損失，未收到腎臟的患者也並未處境惡化。這種設計大大降低了斷鏈的代價，為延長移植鏈創造了可行性，最終使得一條由密西根州麥特·瓊斯啟動的非同步移植鏈在八個月內完成了十例移植，成為《人物》雜誌報導的「我們身邊的英雄」。
腎臟交換的成功，不僅在於其技術層面的創新，更在於其對「厭惡」這一市場約束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規避。在絕大多數國家，買賣器官是被明令禁止的，因為這觸及了社會對人體商品化的道德底線。腎臟交換透過「以腎換腎」的實物交換，將交易的本質界定為「互惠的禮物」，而非「商業買賣」，從而在不觸犯法律和道德禁忌的前提下，顯著增加了稀缺資源的分配效率。這不僅讓市場變得「厚實」和「安全」，也使其「簡便高效」，克服了壅塞，確保了參與者（包括患者、捐贈者和醫院）能夠放心、誠實地參與其中。
然而，挑戰依然存在。醫院之間的策略性競爭，即傾向於將容易配對的組合留在院內，只將疑難案例提交到全國結算系統，導致市場的厚度未能完全釋放。羅斯與同事提出透過獎勵機制，鼓勵醫院將所有配對納入全國系統，從而實現整體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再次說明，市場設計並非一勞永逸，而是需要持續的協作、不斷的調整，以應對現實世界中複雜的利益衝突和不斷變化的環境。腎臟交換的故事，是市場設計在最極端、最敏感的公共難題中，如何透過制度工程化解生命困境，展現其非凡價值的有力證明。
選校改革：教育的公平
公立學校的選校系統，作為另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應用，其設計的優劣直接關乎教育公平與社會流動。與腎臟交換相似，教育資源的分配同樣不能單純依賴金錢，而是需要精巧的配對機制。紐約市和波士頓公立學校的選校改革，便是市場設計如何將複雜的社會問題轉化為可解決的工程挑戰，從而為數十萬家庭帶來教育公平與選擇權的生動案例。
在改革前，紐約市的高中選校系統堪稱「壅塞」和「不安全」的典型。數十萬學生和數百所高中之間的配對，依賴一套效率低下的紙本流程。學生最多只能填報五個志願，且學校能看到學生的志願順序。這導致許多學生和家長不得不採取策略性填報，將把握較大的學校列為第一志願，而非真正心儀的學校，以免因「高分低就」或「高分落榜」而錯失機會。這種策略行為扭曲了真實偏好，使得配對品質低下。更甚者，部分學校會故意隱瞞招生名額，繞開官方系統自行招收學生，催生了腐敗和「灰色市場」，加劇了不公。最終，每年有高達3萬名學生未能配對到任何一所志願學校，只能在開學前幾週被行政分配到離家最近且仍有空位的學校，給家庭帶來巨大焦慮。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羅斯及其團隊建議引入一套基於「延遲接受演算法」的程序化結算系統，其核心原則與醫師就業配對系統如出一轍。新系統的關鍵優勢在於實現「策略免疫」：學校無法看到學生的志願順序，學生和家長可以放心地按照真實偏好填報志願，無需擔心策略性考量會影響錄取機會。演算法會自動執行「申請-拒絕-再申請」的循環，直到所有錄取結果穩定，每個學生都配對到他們能獲得且最偏好的學校。
這一改革的成效立竿見影。在新系統運行第一年，需要被行政分配的學生人數從3萬驟降至3000。更令人鼓舞的是，在隨後幾年，獲得第一志願錄取的學生人數持續增加，證明了新系統有效釋放了學生的真實偏好，並提高了整體配對品質。校長們也逐漸建立起對新系統的信任，願意將更多招生名額納入集中配對，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市場的「厚度」，為學生創造了更多機會。這不僅減少了行政分配，也消除了「灰色市場」的存在空間，顯著提升了選校過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波士頓公立學校的選校改革也採用了相似的「延遲接受演算法」，以應對其特有的挑戰。儘管波士頓的舊系統早已電子化，但同樣存在策略填報問題。例如，馬克斯的父母若將家門口擁有「步行區優先權」的半日制幼稚園列為第二志願，而第一志願未被錄取，則可能錯失家門口的機會，因為該學校在第一輪就會招滿將其列為第一志願的學生。新的演算法則允許學校暫緩錄取，直到所有申請流程結束，再根據學生的優先級和真實偏好進行配對。這使得馬克斯的父母可以安心地將心儀的全日制幼稚園列為第一志願，即使未被錄取，也不會影響其在第二志願（半日制幼稚園）的優先權，極大地降低了策略性填報的風險，讓家庭能夠更專注於選擇最適合孩子的教育環境。
選校改革的成功，不僅在於技術層面解決了壅塞和策略性問題，更深層次地體現了市場設計對公共價值的承諾。在一個將公共教育視為基本權利的民主社會中，為每個孩子提供優質教育是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選校系統的設計，旨在透過賦予家庭更多選擇權，實現學生與學校之間更合理的配對，從而促進教育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機會公平。它提醒我們，即使制度本身存在政治妥協（例如基於步行距離或兄弟姐妹關係的優先級設定），精良的機制設計依然能夠在這些約束下，最大限度地提升系統的效率、透明度和公平性。選校系統的經驗證明，將經濟學家視為「制度工程師」，與教育部門、政府合作，共同推動基於數據和演算法的制度改革，是解決社會公共難題，實現更大社會福祉的有效途徑。
制度設計的公共價值
《市場設計》一書的核心啟示，在於確立了制度設計作為一種公共服務的深遠價值。它將經濟學從單純的解釋世界，轉向了積極的塑造世界，強調經濟學家應扮演「工程師」的角色，透過對市場機制的精巧建構，解決實際社會中的公共難題。這種轉變不僅是學術上的，更是實踐上的，它要求設計者具備跨學科的洞察力，並與各方利害關係人進行協作。
「協作的藝術」是市場設計成功的關鍵。羅斯教授在腎臟交換和學校選校等項目中，都強調了與醫師、行政人員、家長、教師乃至政府官員的緊密合作。這些「專家嚮導」對具體市場的運作細節、文化脈絡和潛在阻力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們是將理論模型轉化為現實解決方案不可或缺的橋樑。例如，在腎臟交換中，法蘭克·德爾莫尼科和麥可·里斯醫師的支持，對於說服其他外科醫師和醫院採納新機制至關重要。在紐約選校改革中，尼爾·多羅森等教育局官員的溝通和推廣，確保了校長和家長對新系統的信任和接受。這種協作不僅能確保方案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也能在變革中平衡各方利益，降低阻力，促成共識。
市場設計的公共價值體現在其對「配對效率」的極致追求。無論是腎臟交換、醫師就業還是學校選校，其核心都在於如何有效地將稀缺資源（腎臟、職位、學位）與需求方（患者、醫師、學生）進行最佳配對。傳統市場因資訊不對稱、交易成本高昂、策略行為等因素，往往導致配對失靈。而市場設計透過引入集中結算機制、延遲接受演算法、策略免疫等原則，使得參與者可以安心地表達真實偏好，系統也能高效地完成配對，從而提升了整體社會福利。例如，在醫師就業市場中，由醫科學生主導的延遲接受演算法，有效解決了伴侶申請者的配對問題，確保了他們能在地理位置上就近工作，同時也保障了單身學生的權益。這不僅讓醫師們能更好地規劃職業生涯，也間接提升了醫療服務的品質。
此外，市場設計也回應了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的倫理議題。在追求效率的同時，設計者必須兼顧公平、正義和社會接受度。腎臟交換之所以不觸及買賣器官的道德禁忌，正是因為它將交換定義為「禮物」的互惠，而非「商品」的買賣。同樣，選校改革旨在為所有家庭提供公平的機會，不讓少數人因資訊優勢或策略性行為而受益。這種對倫理和社會價值的考量，使得市場設計不僅是經濟學的理性分析，更是人文關懷的體現。它證明，即使在最敏感的領域，也能透過巧妙的制度安排，實現效率與倫理的共贏。
然而，市場設計並非一勞永逸的藍圖，它是一個持續演進的過程。正如房屋需要日常維護，市場也需要隨著環境、技術和人類行為的變化不斷調整和優化。高頻交易的速度競賽、網際網路導致的資訊過載、信用卡市場中的競爭矛盾，都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成功的設計，也可能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產生新的問題。經濟學家作為工程師，其工作不僅是從零開始創建市場，更重要的是觀察現有市場的失靈，分析其根本原因，並提出切實可行的修復方案，就像透過研究橋梁坍塌來學習建造更堅固的橋梁。
最終，制度設計的公共價值在於，它讓我們重新審視「自由市場」的真正含義。海耶克曾指出：「有意地建立一個能讓競爭發揮最大益處的制度，與被動地接受現有制度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一個真正自由的市場，不是毫無規則的混亂場所，而是擁有良好設計規則、能有效運作的制度。市場設計正是關於如何提供這些「軸心」並持續保持「軸承潤滑」的學問。它使我們超越了「有錢就能買」的直覺，認識到健康、教育、信任、機會等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往往需要更複雜的制度安排。透過善用制度工程，解決社會公共難題，市場設計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通往更公平、更高效、更具人文關懷的社會之路。
制度工程：塑造共贏的未來
《市場設計》引導我們重新思考市場的本質，揭示了其作為人類創造的制度工具，而非不可控的自然現象。透過「配對失靈的社會代價」我們看到了無序市場的混亂與不公；而「腎臟交換：生命的設計」與「選校改革：教育的公平」則清晰展現了精巧的制度工程如何在非金錢語境下，有效地分配稀缺資源，並大幅提升社會福祉。這些核心洞察共同證明，一個「好」的市場，不是等待「看不見的手」自動調整，而是需要有意識、有策略的制度介入和持續優化，才能真正實現其潛力，將效率、公平與社會價值融為一體。
市場設計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超越了傳統經濟學的侷限，將解釋世界轉變為改造世界。它鼓勵我們跳出單一視角，深入理解複雜的人類行為和制度細節，並在協作中找到解決方案。這種以「工程師」視角審視社會公共問題的框架，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工具，去應對醫療、教育乃至其他各種資源分配的挑戰。正如古羅馬人修建偉大的橋梁，而現代工程師則以更新的材料和技術建造更長、更堅固的橋梁一樣，市場設計也非靜態，它是一個動態的演化過程，不斷適應、學習，並與現有實踐和技術創新有效對接。
最終，市場設計向我們發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呼喚：我們不能對市場失靈視而不見，也不能將其簡單歸咎於人性。相反，我們應積極參與其中，運用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為市場提供清晰的規則、堅實的基礎和持續的維護。這不僅是為了提升經濟效率，更是為了在一個日益複雜且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維護和拓展每一個個體的自由與選擇權。我們是否願意擁抱這種制度工程的思維，不再被動接受現狀，而是主動設計一個能夠塑造共贏、造福所有人的市場未來？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並付諸行動的開放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