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市場設計》：當市場觸及禁忌：厭惡情緒的經濟學邊界
禁忌邊界上的交易：市場與人性的複雜交織
在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中，市場被視為配置稀缺資源的強大工具。然而，當我們談論市場時，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證券交易所的繁忙、超市貨架上的商品流動，或是網路購物平台的便捷。這些看似由供需法則主宰的場景，卻未能涵蓋市場全貌。事實上，有些交易，儘管潛在需求龐大且能帶來顯著效益，卻因觸及深層的道德與社會禁忌而遭到排斥，甚至被法律明令禁止。這類「令人厭惡的交易」（repugnant transactions）——從馬肉買賣到器官交易，再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歷程——挑戰了傳統經濟學對市場效率的單一追求，揭示了金錢、道德與社會規範在塑造市場邊界上的複雜作用。埃爾文·羅斯在《市場設計》一書中，精闢地剖析了這些禁忌如何限制市場的自由運作，並引導我們思考，在倫理框架內，市場設計如何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找到平衡。本文將深入探討何謂「厭惡的交易」，金錢化如何引發道德排斥，倫理禁忌下的市場創新之道，以及市場邊界如何由社會共識所鑄就，最終呈現市場與人性的深邃交織。
何為「厭惡的交易」：社會共識的隱形手
「厭惡的交易」並非簡單的個人好惡，更不是對「噁心」的生理反應，例如，加州禁止食用馬肉，並非因為馬肉在生理上令人作嘔，而是源於社會對「吃馬肉」這一行為的道德抵觸。這種交易的本質，在於一部分人自願參與其中，而另一部分人卻強力反對他們這麼做。它與「負外部性」有所區別，負外部性是指交易直接傷害了未參與其中的第三方，例如噪音污染。然而，厭惡的交易的旁觀者通常不會直接受到生理或經濟上的損害，他們的反對源於對社會秩序、人性尊嚴或特定價值觀的堅守。
「厭惡」的標準從來不是普遍且恆定的，它因時、因地、因文化背景而異，且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歷史上對奴隸制的普遍接受，到如今被全球視為最令人厭惡且非法的制度，便是最鮮明的例證。在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通過後，即使是自願的「契約奴役」也同樣被禁止，體現了社會對人身自由不可交易的堅定共識。類似地，中世紀歐洲教會曾長期禁止收取利息的借貸行為，視之為「高利貸」而厭惡，並強加於基督徒。而如今，銀行業已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支柱，這項曾經令人厭惡的交易已完全被主流社會所接受。這種態度的轉變，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的「倫理上勉為其難的活動，如何轉變為天職」的詰問，恰好捕捉了這種社會價值觀的深層變革。
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進程，則是當代社會厭惡情緒快速轉變的實例。在許多地區和歷史時期，婚姻被定義為一男一女的結合，同性婚姻被視為禁忌。然而，隨著社會對平等權利的認知深化，麻薩諸塞州於2004年通過法院裁決使同性婚姻合法化，此後全球多地也陸續跟進。這項轉變展示了法律如何能強制性地打破舊有的社會厭惡，也反映出厭惡情緒在年輕一代中消退的趨勢。
然而，並非所有厭惡都指向同一方向。例如，一夫多妻制在《聖經》故事中可見，並在伊斯蘭世界被廣泛接受，但在西方社會卻被嚴格禁止。近年來，一些一夫多妻制的支持者甚至藉由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勢，挑戰禁止多配偶婚姻的法律。這些案例共同指出，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並非簡單地拋棄舊有厭惡，而是不斷地重塑、審視甚至產生新的厭惡，這使得「厭惡」本身極難預測和規範。這也為市場設計者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在處理這類交易時，不僅要考量效率，更要尊重、理解並有時巧妙地繞開這些深植人心的社會禁忌。
金錢化交易的道德排斥：當價格觸及禁區
「有些東西，一旦談錢就變味了。」這句俗語精準地捕捉了「金錢化交易的道德排斥」這一核心洞察。許多行為或物品，在不涉及金錢交換時，可能被視為無私、高尚甚至受到社會保護，但一旦貼上價格標籤，即刻引發強烈的社會厭惡和道德爭議。這種現象不僅是個人情感的體現，更深刻地反映了社會對某些特定價值和人性的理解。例如，無償捐獻腎臟被視為生命之禮，但若允許腎臟買賣，其潛在的救命效益卻難以壓過社會的道德反彈。類似的，收養孩子、愛情，甚至提供性服務，在自願無償時可能被接受，但一旦商業化，往往引發強烈反感，甚至被法律禁止。
人們對「金錢化交易」產生厭惡，主要源於三種深層擔憂：
首先，是物化（Commodification）的擔憂。當某些事物一旦可以用金錢買賣，它們就可能被歸類為冰冷、可交易的商品，從而喪失其原有的道德、情感或神聖價值。人的身體器官、生育能力、甚至情感與人際關係，這些被認為具有超越金錢價值的領域，一旦被物化，就可能觸及社會的道德底線。例如，出售腎臟可能被視為將人體的一部分降格為可交易的財產，貶低了人的尊嚴和身體的完整性。
其次，是脅迫（Coercion）與剝削（Exploitation）的擔憂。高額金錢報酬可能對貧困或弱勢群體構成難以拒絕的強大誘惑，使他們在看似自願的交易中，實際上承受了被迫的壓力，從而面臨被剝削的風險。在器官買賣的黑市中，供腎者往往因經濟絕境而被迫出賣器官，不僅可能報酬微薄，更面臨術後缺乏醫療照護、健康受損的巨大風險。這種交易被認為是非自願的「自願」，因為其背後潛藏著深刻的經濟不平等，迫使人們出於生存考量而做出違背本意的選擇。
最後，是「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的擔憂。允許某種交易貨幣化，即使當下看來無害甚至有益，也可能引發一系列不可預見的社會變化，最終導致社會滑向一個比預期更冷漠、更不道德的方向。這種擔憂往往難以明確表達，其核心是恐懼「一旦開了先例，後果不堪設想」。例如，如果腎臟買賣合法化，社會可能對貧困群體的困境視而不見，認為他們可以透過出售器官來解決問題，從而減弱了對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支援。這就可能導致更深層次的社會不公，並侵蝕社會互助的倫理基礎。
為了具象化這些擔憂，可以想像在嚴格監管下出售活體腎臟的情景。即使是經濟學家群體，對此也存在巨大分歧。但當討論延伸至「在嚴格監管下出售活體心臟」（意味著賣方死亡）時，幾乎所有人都會放下手，表明即使是看似理性的選擇，也存在不可逾越的道德邊界。這強調了對他人厭惡情緒的尊重，即便自己不完全認同其判斷點。
在面對這些深層次的道德排斥時，市場設計者不能簡單地以效率之名要求社會讓步。相反，他們必須理解這些禁忌的存在，並思考如何在不觸及這些「禁區」的前提下，透過創新的設計來實現類似的目標。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論的挑戰，更是對社會倫理底線的尊重。
倫理禁忌下的市場創新：在限制中尋找生機
當市場觸及不可跨越的倫理禁忌，傳統的金錢化交易無法進行時，市場設計的真正智慧便在於如何在限制中尋找創新，以非貨幣化的方式滿足社會需求。這正是《市場設計》一書中最引人入勝的篇章，其中，腎臟交換機制（Kidney Exchange）被譽為一項突破性的市場發明，它在避免觸發「器官買賣」的道德厭惡前提下，顯著增加了腎臟移植的數量，挽救了無數生命。
腎臟交換機制的誕生，源於對「雙重需求巧合」難題的解決。傳統上，若一位患者A需要腎臟，而其親屬或朋友B願意捐獻，但因血型或免疫排斥不匹配而無法進行。同時，另一位患者C也面臨類似困境，其親屬D願意捐獻，卻與C不匹配。如果幸運地發現B的腎臟與C匹配，而D的腎臟與A匹配，那麼兩對不匹配的患者-捐獻者組合就可以進行「交叉交換」，形成一個雙向循環（A-B -> C, C-D -> A）。這種「以腎換腎」的實物交換，巧妙地繞過了金錢買賣的倫理禁忌。
然而，僅靠雙向交換的機會是有限的。為了最大化移植數量，市場設計者需要創造一個「厚實」的市場，匯集足夠多的患者-捐獻者配對，並透過先進的演算法來識別更複雜的交換機會。埃爾文·羅斯及其合作者設計的演算法，不僅能處理雙向循環，更能促成三方甚至多方循環。更具突破性的是，該演算法成功整合了「非定向捐獻者」（Undirected Donor），即那些無私願意為陌生人捐獻腎臟的活體捐獻者。這些非定向捐獻者就像「點燃」了一條移植鏈的起點：一位非定向捐獻者將腎臟捐給匹配池中的一位患者，該患者的親屬隨後將腎臟捐給另一位患者，如此循環，形成一條連鎖移植鏈。這種鏈條不需回到起點，使得單一的無私捐獻能促成多例移植。
這種創新的市場設計克服了傳統匹配市場常見的「擁塞」和「不安全」問題。透過建立全國範圍的患者和捐獻者資料庫，市場厚度大大增加，大大提升了匹配成功率。先進的演算法負責處理複雜的匹配組合，減少了人工協調的擁塞。為了確保交易安全，所有手術必須同步進行，或者在非同步鏈中，讓受捐者先接受移植，捐獻者後捐，以降低因反悔導致的損失。更重要的是，系統設計確保了參與者可以安全、誠實地披露真實偏好，無需擔心策略性行為會導致劣勢。
腎臟交換的成功，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倫理與效率平衡的典範。它展示了市場設計如何在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下，創造出既高效又能被社會接受的解決方案。類似的例子也存在於伊斯蘭金融體系。由於伊斯蘭教法禁止收取利息，傳統的借貸模式被視為厭惡。然而，市場設計者並未束手無策，而是創新性地發展出「符合教法」的金融產品，例如透過銀行持股並收取租金的方式來替代傳統房貸。這些案例共同證明，當金錢交易不可行時，市場設計能透過智慧的規則創新，在非貨幣化的邊界上找到生機，滿足人們的真實需求。這種在倫理框架內尋求解決方案的思路，為理解市場與社會的互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市場邊界的社會共識：設計、規範與演變
市場並非自然而然地完美運作，其邊界、規則與可交易性，無一不受到社會共識的深刻影響。這種共識體現在法律、規範、道德信念，甚至是潛意識的集體偏好中，共同劃定了哪些交易被允許、哪些被禁止，以及哪些形式的交易才能被接受。市場設計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優化，更是一場不斷與社會共識對話、協商、乃至挑戰的藝術。
首先，法律與規範是社會共識最直接的體現。加州禁止餐館出售馬肉，或全球範圍內禁止買賣人體器官，這些法律規定明確了市場的「禁區」。即使這些禁令可能效率低下，甚至催生黑市，它們也反映了社會對特定價值（如動物福利、人體尊嚴）的堅守。羅斯指出，這些法律通常是由旁觀者而非直接參與者推動，因為厭惡情緒往往源於對他人交易的道德判斷。然而，法律的制定也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如美國禁酒令時期，試圖透過禁止市場來進行市場設計，反而催生了大規模的地下犯罪活動，證明了粗暴的禁止有時弊大於利。
其次，道德情操與文化習俗在市場邊界上扮演了隱形而強大的角色。有些交易在特定文化中被視為禁忌，在另一文化中卻被接受，甚至在同一文化中也會隨著時間演變。收取利息的行為從中世紀的罪惡轉變為現代金融的基石；一夫多妻制在某些地區被禁止，在另一些地區則被允許。這些並非源於效率考量，而是社會集體對「何為正當」的界定。市場設計者必須意識到這些文化細微差異，因為一個在某地成功的機制，可能因觸及另一地的道德禁忌而失敗。例如，羅斯提出的有償器官捐獻方案，儘管在經濟學上合理，但因「物化」和「剝削」的擔憂，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困難重重。即使在伊朗合法化器官買賣，其社會評價也與無償捐獻截然不同。
再者，市場設計本身就是對社會共識的積極回應與引導。當直接的金錢交易不可行或引發厭惡時，市場設計者透過創造非貨幣化的交易機制，來繞開禁忌，達成社會效益。腎臟交換機制正是典範，它將「買賣」轉化為「互助交換」，將道德困境轉化為合作的機會。這種設計需要確保交易的安全性、公平性與透明度，使參與者能夠放心、真誠地表達偏好。紐約市和波士頓的公立學校擇校系統也印證了這一點，透過設計策略免疫機制，讓家長能依真實偏好填報志願，增強了市場的公平性和可信度。
最後，社會共識是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新的技術不斷催生新的交易形式，也隨之引發新的厭惡情緒。例如，代孕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生育市場，引發了對人類精子、卵子和代孕服務商業化的道德爭議。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使得資料交易成為可能，但關於個人隱私資料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討論才剛剛開始，預計未來將有更多法律和規範來界定其市場邊界。市場設計者不能將社會共識視為靜止不變的約束，而應將其視為互動的對象，在設計中預見可能的道德挑戰，並不斷調整方案，以實現市場功能與社會價值的和諧共生。透過市場設計，我們得以洞察，市場的自由與效率，最終仍受制於並服務於人類社會所共同維護的倫理與價值體系。
市場的倫理羅盤：重塑人類合作的願景
《市場設計》一書透過對「厭惡的交易」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市場遠非單純由供需法則驅動的冰冷機制，它是一項古老而複雜的人類制度，其運作始終與社會的道德情操、文化習俗及法律規範緊密交織。我們探討了何為「厭惡的交易」，區分其與負外部性及生理厭惡的本質差異；分析了金錢化交易如何引發深層的道德排斥，其根源在於對物化、脅迫與滑坡效應的擔憂；見證了在倫理禁忌下，市場設計者如何以腎臟交換和伊斯蘭金融為典範，透過創新機制在限制中尋找生機；最終，我們認識到市場邊界並非固定不變，而是由不斷演變的社會共識所塑造。這四大洞察共同支撐起一個核心主軸：成功的市場設計，不僅追求效率，更必須將倫理與人性的複雜維度納入考量，方能在市場的自由與社會的價值之間尋求和諧共存。
市場設計者如同社會的工程師，他們不再僅僅解釋世界如何運作，更主動地介入其中，設計、修復並創造市場。這是一個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轉變，從理論解釋到實踐介入的跨越。他們在腎臟移植、教育選擇乃至金融市場等看似迥異的場域中，應用共通的設計原則：確保市場的「厚度」（足夠的參與者與機會）、解決「擁塞」（高效處理交易）、保障「安全」（信任與策略免疫），並提升「便捷性」。然而，當市場觸及「厭惡的交易」時，這些技術性原則顯得不夠充分。此時，市場設計的真正精髓在於，如何在不挑戰社會深層道德禁忌的前提下，創造出既能滿足需求又符合倫理的替代路徑。
這本書不僅是經濟學的洞見，更是對人類合作潛力的肯定。它提醒我們，即便是最棘手、最容易引發道德爭議的稀缺資源配置問題，也可能透過巧妙的制度設計找到解決方案，而非一味地訴諸禁止。市場，作為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其最終目標應是促進人類福祉，而非僅僅創造財富。
展望未來，隨著科技不斷演進，新的市場形式將層出不窮，對個人資料、人工智慧服務甚至生命形式的交易，都可能觸發全新的道德討論和社會厭惡。此時，埃爾文·羅斯所倡導的市場設計理念將更顯其價值：它提供了一個倫理羅盤，引導我們在不斷變化的經濟景觀中，以謙遜之心，探尋更智慧、更公平、更人道的市場之路。我們應當持續詰問：在不斷拓展的市場邊界上，我們是否正以設計的智慧，而非禁令的粗暴，來重塑人類合作的願景，讓市場真正成為造福社會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