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能源版圖因地緣政治與淨零排放目標而劇烈重塑的今天，一種看似傳統、甚至有些土氣的能源——生質成型燃料（Biomass Solid Fuel），正悄然躍升為國際舞台上的戰略性資源。當俄烏戰爭引爆歐洲能源危機，各國瘋搶天然氣之際，這種由農林廢棄物壓縮而成的「綠色煤炭」，成為了穩定供暖與發電的關鍵備用方案；與此同時，在亞洲，追求碳中和的日本，正以驚人速度擴大對其的進口。這場全球性的資源爭奪戰，已將木質顆粒等生質燃料的價格推向前所未有的高點。
然而，當世界的目光聚焦於歐、美、日的供需兩端時，一個鮮為人知的產業巨獸——中國，早已憑藉其龐大的農業與林業基礎，成為全球最大的生質燃料生產國。但這個「第一」的頭銜，卻伴隨著結構性的矛盾與挑戰。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這場由政策與危機點燃的能源戰爭中，同樣面臨能源轉型巨大壓力的台灣，看到了什麼機會？又該如何定位自己的下一步？本文將深入剖析這場全球競逐背後的產業邏輯，從歐美日的戰略佈局，對比中國「大而散」的產業現狀，最終為台灣的能源未來提供一份清晰的觀察與思考。
全球競逐的「綠色煤炭」：一場由政策與危機點燃的能源戰爭
過去，生質成型燃料多被視為處理農林廢棄物的環保方案，但如今，它已然成為能源安全與產業脫碳的關鍵棋子。這背後，是兩大核心驅動力的交會：歐洲的能源焦慮，以及日本對再生能源的政策豪賭。
歐洲的能源焦慮：從俄羅斯到美國的供應鏈大挪移
歐洲長期以來是全球最大的木質顆粒消費市場，其需求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家庭供暖壁爐，以及大型發電廠的「燃煤機組混燒」。後者意指在傳統燃煤電廠中，混入一定比例的生質顆粒，以最經濟的方式降低碳排放。然而，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徹底改變了遊戲規則。歐盟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禁止進口包括木質顆粒在內的林業產品，導致其每年數百萬噸的供應來源瞬間斷鏈。
供應缺口迫使歐洲買家轉向全球尋找替代品，而擁有龐大工業化林業與先進製造能力的美國，成為了最大受益者。美國南部的林業公司，如安偉華（Enviva）與Drax集團的美國工廠，迅速擴大產能，填補了俄羅斯留下的市場真空。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數據，2023年，美國出口至歐盟的木質顆粒數量顯著增長，鞏固了其作為歐盟最大供應國的地位。
這種供應鏈的劇烈重組，凸顯了美國與中國在生質燃料產業模式上的根本差異。美國走的是「工業化、規模化、出口導向」的路徑。其生產基地往往是年產能超過50萬噸的大型工廠，憑藉高效的林業管理、自動化生產線與港口物流設施，能穩定供應符合歐洲嚴格標準（如ENplus認證）的高品質工業級顆粒。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品質穩定、成本可控，能滿足大型電廠的大宗採購需求。然而，其風險也同樣巨大，例如全球最大的木質顆粒生產商安偉華（Enviva）就在2024年初因財務問題聲請破產保護，顯示出這個看似穩定的市場，實則受到國際能源價格、航運成本和複雜金融操作的深刻影響。
日本的政策豪賭：FIT制度下的進口依賴
如果說歐洲的需求是被「危機」推動，那日本市場的崛起則完全是「政策」的產物。自2012年起，日本政府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實施了極具吸引力的「固定價格買取制度」（Feed-in-Tariff, FIT），以高於市場的價格收購綠色電力。其中，生質能發電因其穩定性（不像太陽能或風能有間歇性問題）而備受青睞。這項政策直接催生了大量中小型生質能發電廠的建設熱潮。
然而，日本國內林地狹小、人工成本高昂，本土的生質原料供應遠遠無法滿足發電需求。因此，日本的生質燃料產業呈現出一個極端的特徵：高達98%以上的需求依賴進口。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貿易統計，2023年日本進口的木質顆粒總量達到約570萬噸，主要來源國為越南、加拿大和美國。
與美國的工業巨頭模式不同，日本的生質燃料進口主要由其獨特的「綜合商社」（Sogo Shosha）主導，例如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這些大型貿易公司利用其遍布全球的採購網絡、強大的物流整合能力與金融工具，從世界各地採購符合日本標準（通常要求達到ISO 17225的I2等級）的木質顆粒，再供應給國內的發電業者。這種模式讓日本得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建立起龐大的生質能發電容量，但也使其能源安全深度綁定於國際市場的價格波動與地緣政治風險。這對於同樣是海島經濟體、能源高度依賴進口的台灣而言，具有極強的警示意義。
世界工廠的另一面：中國生質燃料的「大」與「散」
當歐美日上演著激烈的國際貿易戰時，中國的生質燃料產業則在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內，以截然不同的邏輯發展。根據產業統計，2023年中國生質成型燃料產量已逼近2,200萬噸，穩居全球第一。但這個冠軍頭銜的背後，並非美國式的工業巨擘，而是一個由數千家鄉鎮企業構成的、極度分散的產業版圖。
產量第一的背後：鄉鎮企業撐起的產業版圖
中國的生質燃料產業是典型的「螞蟻雄兵」模式。全國約有4,500個加工廠，但其中八成以上是年產能在1萬至3萬噸之間的中小型企業，年產能超過10萬噸的規模化企業鳳毛麟角，僅佔約1%。這些工廠廣泛分佈在廣東、江蘇、山東、河北等農林資源豐富的省份，原料來源五花八門，從木材加工廠的邊角料、鋸末，到農田裡的秸稈、稻殼，甚至是果園修剪下來的枝條。
這種「小而散」的結構，是中國農林資源分散特性的直接體現。它優點在於靈活性高，能就地消化區域性的農林廢棄物，降低原料收集半徑與運輸成本，並為農村地區創造大量就業。然而，其弊端也極為突出：
1. 品質參差不齊：由於原料來源不一、生產工藝缺乏標準化，各家工廠的產品品質（如熱值、灰分、含水率）差異巨大，難以形成穩定的品牌信譽。
2. 規模不經濟：單個工廠規模小，難以投入資金進行技術升級與自動化改造，導致生產效率偏低，單位能耗較高。
3. 抗風險能力弱：小型企業對原料價格波動、市場需求變化的抵抗能力非常脆弱，經常出現供不應求或庫存積壓的窘境。
內需驅動的市場：從工業鍋爐到北方供暖
與美國的出口導向和日本的進口依賴不同，中國龐大的產量幾乎完全由國內市場消化。其主要應用場景有二：一是工業鍋爐的「煤改生」，尤其是在珠三角、長三角等環保要求嚴格的地區，大量製造業工廠（如紡織、食品、陶瓷等）將燃煤鍋爐改造為燃燒生質顆粒，以滿足日益嚴苛的污染物排放標準；二是北方地區的冬季清潔取暖，作為替代散煤的環保選項之一。
這種以內需為主的市場結構，使得中國的產業發展路徑與國際脫鉤。在歐美日市場，ENplus、FSC（森林管理委員會）等綠色認證是進入高端市場的入場券，但在中國國內，價格往往是唯一的考量因素。這導致產業陷入「低價競爭」的循環，企業缺乏動力去提升品質、建立可追溯的供應鏈或進行國際認證，從而也限制了其參與全球貿易的能力。
成長的煩惱：標準、認證與資訊不對稱的困境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雖然初步建立了一套涵蓋生產、檢測等方面的國家與產業標準，但體系仍不完善。國家級標準佔比偏低，且多集中於檢測方法，對於新興應用（如氣化、可持續航空燃料原料等）的品質要求仍是空白。
更關鍵的是，中國缺乏一個全國性、具有公信力的綠色認證體系。這意味著，產品的全生命週期碳足跡無法被系統性地評估與核實。當未來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等綠色貿易壁壘全面實施時，缺乏權威認證的產品將很難進入國際主流市場。同時，產業內部的資訊極度不對稱，生產商不清楚哪裡有穩定需求，而用戶則難以找到品質可靠、價格公道的供應商，這種「供需失衡」嚴重阻礙了產業的健康發展。
台灣的借鏡與挑戰：在能源轉型棋盤上的定位
審視全球生質燃料的發展格局，從美國的工業化、日本的政策驅動到中國的規模化與碎片化，對同樣身處能源轉型十字路口的台灣而言，宛如一面鏡子，映照出自身的機遇與挑戰。
現況盤點：從垃圾焚化到農業廢棄物，我們在哪裡？
目前，台灣在生質能源領域的發展重心主要集中在兩大塊：一是行之有年的都市垃圾焚化發電（Waste-to-Energy），二是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沼氣發電（Biogas），主要利用畜牧糞便、農業廢棄物等進行厭氧發酵。相較之下，將農林廢棄物固化成型為燃料顆粒的產業，在台灣仍處於非常初期的萌芽階段，尚未形成規模化的產業鏈。
台灣每年產生大量的農業剩餘物，如稻殼、蔗渣、菇包廢棄木屑等，以及林業撫育、果樹修剪產生的枝條，這些都是發展生質成型燃料的潛在原料。然而，受限於土地面積，台灣不可能像美國那樣發展大規模的工業林，也不具備中國大陸那樣龐大的農業腹地。因此，台灣的發展路徑必須更加精準和高效。
機會與風險：借鏡中國的規模化，警惕日本的依賴性
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台灣提供了「原料多元化」的啟示。台灣可以借鏡其「就地取材」的思路，建立小型的、區域性的生質燃料收集與加工中心，處理特定區域的農業廢棄物，供應給周邊的工業用戶或社區型能源設施。這不僅能解決廢棄物處理問題，更能創造循環經濟的價值。
然而，台灣必須極力避免中國「低品質、低價競爭」的陷阱。我們的目標不應是追求產量，而是追求「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這意味著從一開始就要建立嚴格的品質標準與認證體系，對標甚至超越國際標準。唯有如此，台灣生產的生質燃料才可能在未來成為高價值產品，例如作為高階工業製程的潔淨燃料，或出口至日本等對品質有嚴格要求的市場。
同時，日本的「過度依賴進口」模式是台灣必須警惕的前車之鑑。在追求能源轉型的過程中，若完全依賴進口生質燃料，無疑是將能源安全的主導權拱手讓人。因此，發展本土自主的生質燃料供應能力，即便規模有限，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它不僅是能源選項，更是穩定國內能源結構、應對國際市場波動的「壓艙石」。
下一步棋：政策、技術與產業鏈的整合之路
展望未來，台灣若想在生質成型燃料領域有所作為，必須走出自己的路。這需要政策、技術與產業鏈的協同作戰。
首先，政策層面需要更清晰的頂層設計。政府除了現有的再生能源收購政策外，應針對生質固體燃料的產業鏈建立提供更具體的扶持措施，例如對前端收集與處理設備的投資抵減、對穩定使用生質燃料的工業用戶給予碳稅優惠等，引導市場資源投入。
其次，技術層面應加強研發。針對台灣特有的原料（如含矽量高的稻殼、水分複雜的蔗渣），開發更高效、低能耗的成型技術與設備，並建立本土化的產品熱值、灰分資料庫與檢測標準。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推動產業鏈的整合。可以考慮由大型能源用戶或農業龍頭企業帶頭，建立示範性的「從田間到工廠」的完整供應鏈，打通原料收集、儲運、加工、到終端應用的所有環節。通過建立專業的交易平台或產業聯盟，解決目前「小農」與「工廠」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總結而言，生質成型燃料的全球崛起，早已不是單純的環保議題，而是一場關乎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與國際貿易格局的深刻變革。中國以其龐大的體量佔據了產量高地，卻受困於內部的結構性矛盾。歐、美、日則圍繞著品質、認證與穩定的供應鏈展開激烈角逐。對於台灣，這片正在奮力尋找淨零轉型路徑的土地，看懂這盤全球棋局至關重要。生質燃料或許不會是能源問題的唯一解方，但它絕對是台灣在邁向能源自主與產業綠色化過程中，一張不容忽視的關鍵牌。如何借鏡他山之石，走出符合自身條件的發展道路，考驗著我們的智慧與決心。這場綠色黃金的競賽，台灣不應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