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市場設計》：當市場觸及禁忌：厭惡情緒的經濟學邊界

禁忌邊界上的交易：市場與人性的複雜交織

在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中，市場被視為配置稀缺資源的強大工具。然而，當我們談論市場時，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證券交易所的繁忙、超市貨架上的商品流動，或是網路購物平台的便捷。這些看似由供需法則主宰的場景，卻未能涵蓋市場全貌。事實上，有些交易，儘管潛在需求龐大且能帶來顯著效益，卻因觸及深層的道德與社會禁忌而遭到排斥，甚至被法律明令禁止。這類「令人厭惡的交易」（repugnant transactions）——從馬肉買賣到器官交易，再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歷程——挑戰了傳統經濟學對市場效率的單一追求，揭示了金錢、道德與社會規範在塑造市場邊界上的複雜作用。埃爾文·羅斯在《市場設計》一書中，精闢地剖析了這些禁忌如何限制市場的自由運作，並引導我們思考，在倫理框架內，市場設計如何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找到平衡。本文將深入探討何謂「厭惡的交易」，金錢化如何引發道德排斥，倫理禁忌下的市場創新之道，以及市場邊界如何由社會共識所鑄就，最終呈現市場與人性的深邃交織。

何為「厭惡的交易」：社會共識的隱形手

「厭惡的交易」並非簡單的個人好惡，更不是對「噁心」的生理反應，例如，加州禁止食用馬肉，並非因為馬肉在生理上令人作嘔，而是源於社會對「吃馬肉」這一行為的道德抵觸。這種交易的本質，在於一部分人自願參與其中，而另一部分人卻強力反對他們這麼做。它與「負外部性」有所區別，負外部性是指交易直接傷害了未參與其中的第三方，例如噪音污染。然而，厭惡的交易的旁觀者通常不會直接受到生理或經濟上的損害，他們的反對源於對社會秩序、人性尊嚴或特定價值觀的堅守。

「厭惡」的標準從來不是普遍且恆定的，它因時、因地、因文化背景而異，且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歷史上對奴隸制的普遍接受，到如今被全球視為最令人厭惡且非法的制度，便是最鮮明的例證。在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通過後，即使是自願的「契約奴役」也同樣被禁止，體現了社會對人身自由不可交易的堅定共識。類似地，中世紀歐洲教會曾長期禁止收取利息的借貸行為，視之為「高利貸」而厭惡，並強加於基督徒。而如今，銀行業已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支柱，這項曾經令人厭惡的交易已完全被主流社會所接受。這種態度的轉變，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的「倫理上勉為其難的活動，如何轉變為天職」的詰問，恰好捕捉了這種社會價值觀的深層變革。

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進程，則是當代社會厭惡情緒快速轉變的實例。在許多地區和歷史時期，婚姻被定義為一男一女的結合，同性婚姻被視為禁忌。然而，隨著社會對平等權利的認知深化，麻薩諸塞州於2004年通過法院裁決使同性婚姻合法化，此後全球多地也陸續跟進。這項轉變展示了法律如何能強制性地打破舊有的社會厭惡，也反映出厭惡情緒在年輕一代中消退的趨勢。

然而，並非所有厭惡都指向同一方向。例如，一夫多妻制在《聖經》故事中可見，並在伊斯蘭世界被廣泛接受，但在西方社會卻被嚴格禁止。近年來，一些一夫多妻制的支持者甚至藉由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勢，挑戰禁止多配偶婚姻的法律。這些案例共同指出，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並非簡單地拋棄舊有厭惡，而是不斷地重塑、審視甚至產生新的厭惡，這使得「厭惡」本身極難預測和規範。這也為市場設計者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在處理這類交易時，不僅要考量效率，更要尊重、理解並有時巧妙地繞開這些深植人心的社會禁忌。

金錢化交易的道德排斥：當價格觸及禁區

「有些東西，一旦談錢就變味了。」這句俗語精準地捕捉了「金錢化交易的道德排斥」這一核心洞察。許多行為或物品，在不涉及金錢交換時，可能被視為無私、高尚甚至受到社會保護，但一旦貼上價格標籤，即刻引發強烈的社會厭惡和道德爭議。這種現象不僅是個人情感的體現，更深刻地反映了社會對某些特定價值和人性的理解。例如，無償捐獻腎臟被視為生命之禮，但若允許腎臟買賣，其潛在的救命效益卻難以壓過社會的道德反彈。類似的，收養孩子、愛情，甚至提供性服務，在自願無償時可能被接受，但一旦商業化，往往引發強烈反感，甚至被法律禁止。

人們對「金錢化交易」產生厭惡，主要源於三種深層擔憂：

首先，是物化（Commodification）的擔憂。當某些事物一旦可以用金錢買賣，它們就可能被歸類為冰冷、可交易的商品，從而喪失其原有的道德、情感或神聖價值。人的身體器官、生育能力、甚至情感與人際關係，這些被認為具有超越金錢價值的領域，一旦被物化，就可能觸及社會的道德底線。例如，出售腎臟可能被視為將人體的一部分降格為可交易的財產，貶低了人的尊嚴和身體的完整性。

其次，是脅迫（Coercion）與剝削（Exploitation）的擔憂。高額金錢報酬可能對貧困或弱勢群體構成難以拒絕的強大誘惑，使他們在看似自願的交易中，實際上承受了被迫的壓力，從而面臨被剝削的風險。在器官買賣的黑市中，供腎者往往因經濟絕境而被迫出賣器官，不僅可能報酬微薄，更面臨術後缺乏醫療照護、健康受損的巨大風險。這種交易被認為是非自願的「自願」，因為其背後潛藏著深刻的經濟不平等，迫使人們出於生存考量而做出違背本意的選擇。

最後，是「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的擔憂。允許某種交易貨幣化，即使當下看來無害甚至有益，也可能引發一系列不可預見的社會變化，最終導致社會滑向一個比預期更冷漠、更不道德的方向。這種擔憂往往難以明確表達，其核心是恐懼「一旦開了先例，後果不堪設想」。例如，如果腎臟買賣合法化，社會可能對貧困群體的困境視而不見，認為他們可以透過出售器官來解決問題，從而減弱了對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支援。這就可能導致更深層次的社會不公，並侵蝕社會互助的倫理基礎。

為了具象化這些擔憂，可以想像在嚴格監管下出售活體腎臟的情景。即使是經濟學家群體，對此也存在巨大分歧。但當討論延伸至「在嚴格監管下出售活體心臟」（意味著賣方死亡）時，幾乎所有人都會放下手，表明即使是看似理性的選擇，也存在不可逾越的道德邊界。這強調了對他人厭惡情緒的尊重，即便自己不完全認同其判斷點。

在面對這些深層次的道德排斥時，市場設計者不能簡單地以效率之名要求社會讓步。相反，他們必須理解這些禁忌的存在，並思考如何在不觸及這些「禁區」的前提下，透過創新的設計來實現類似的目標。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論的挑戰，更是對社會倫理底線的尊重。

倫理禁忌下的市場創新：在限制中尋找生機

當市場觸及不可跨越的倫理禁忌，傳統的金錢化交易無法進行時，市場設計的真正智慧便在於如何在限制中尋找創新，以非貨幣化的方式滿足社會需求。這正是《市場設計》一書中最引人入勝的篇章，其中，腎臟交換機制（Kidney Exchange）被譽為一項突破性的市場發明，它在避免觸發「器官買賣」的道德厭惡前提下，顯著增加了腎臟移植的數量，挽救了無數生命。

腎臟交換機制的誕生，源於對「雙重需求巧合」難題的解決。傳統上，若一位患者A需要腎臟，而其親屬或朋友B願意捐獻，但因血型或免疫排斥不匹配而無法進行。同時，另一位患者C也面臨類似困境，其親屬D願意捐獻，卻與C不匹配。如果幸運地發現B的腎臟與C匹配，而D的腎臟與A匹配，那麼兩對不匹配的患者-捐獻者組合就可以進行「交叉交換」，形成一個雙向循環（A-B -> C, C-D -> A）。這種「以腎換腎」的實物交換，巧妙地繞過了金錢買賣的倫理禁忌。

然而，僅靠雙向交換的機會是有限的。為了最大化移植數量，市場設計者需要創造一個「厚實」的市場，匯集足夠多的患者-捐獻者配對，並透過先進的演算法來識別更複雜的交換機會。埃爾文·羅斯及其合作者設計的演算法，不僅能處理雙向循環，更能促成三方甚至多方循環。更具突破性的是，該演算法成功整合了「非定向捐獻者」（Undirected Donor），即那些無私願意為陌生人捐獻腎臟的活體捐獻者。這些非定向捐獻者就像「點燃」了一條移植鏈的起點：一位非定向捐獻者將腎臟捐給匹配池中的一位患者，該患者的親屬隨後將腎臟捐給另一位患者，如此循環，形成一條連鎖移植鏈。這種鏈條不需回到起點，使得單一的無私捐獻能促成多例移植。

這種創新的市場設計克服了傳統匹配市場常見的「擁塞」和「不安全」問題。透過建立全國範圍的患者和捐獻者資料庫，市場厚度大大增加，大大提升了匹配成功率。先進的演算法負責處理複雜的匹配組合，減少了人工協調的擁塞。為了確保交易安全，所有手術必須同步進行，或者在非同步鏈中，讓受捐者先接受移植，捐獻者後捐，以降低因反悔導致的損失。更重要的是，系統設計確保了參與者可以安全、誠實地披露真實偏好，無需擔心策略性行為會導致劣勢。

腎臟交換的成功，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倫理與效率平衡的典範。它展示了市場設計如何在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下，創造出既高效又能被社會接受的解決方案。類似的例子也存在於伊斯蘭金融體系。由於伊斯蘭教法禁止收取利息，傳統的借貸模式被視為厭惡。然而，市場設計者並未束手無策，而是創新性地發展出「符合教法」的金融產品，例如透過銀行持股並收取租金的方式來替代傳統房貸。這些案例共同證明，當金錢交易不可行時，市場設計能透過智慧的規則創新，在非貨幣化的邊界上找到生機，滿足人們的真實需求。這種在倫理框架內尋求解決方案的思路，為理解市場與社會的互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市場邊界的社會共識：設計、規範與演變

市場並非自然而然地完美運作，其邊界、規則與可交易性，無一不受到社會共識的深刻影響。這種共識體現在法律、規範、道德信念，甚至是潛意識的集體偏好中，共同劃定了哪些交易被允許、哪些被禁止，以及哪些形式的交易才能被接受。市場設計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優化，更是一場不斷與社會共識對話、協商、乃至挑戰的藝術。

首先，法律與規範是社會共識最直接的體現。加州禁止餐館出售馬肉，或全球範圍內禁止買賣人體器官，這些法律規定明確了市場的「禁區」。即使這些禁令可能效率低下，甚至催生黑市，它們也反映了社會對特定價值（如動物福利、人體尊嚴）的堅守。羅斯指出，這些法律通常是由旁觀者而非直接參與者推動，因為厭惡情緒往往源於對他人交易的道德判斷。然而，法律的制定也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如美國禁酒令時期，試圖透過禁止市場來進行市場設計，反而催生了大規模的地下犯罪活動，證明了粗暴的禁止有時弊大於利。

其次，道德情操與文化習俗在市場邊界上扮演了隱形而強大的角色。有些交易在特定文化中被視為禁忌，在另一文化中卻被接受，甚至在同一文化中也會隨著時間演變。收取利息的行為從中世紀的罪惡轉變為現代金融的基石；一夫多妻制在某些地區被禁止，在另一些地區則被允許。這些並非源於效率考量，而是社會集體對「何為正當」的界定。市場設計者必須意識到這些文化細微差異，因為一個在某地成功的機制，可能因觸及另一地的道德禁忌而失敗。例如，羅斯提出的有償器官捐獻方案，儘管在經濟學上合理，但因「物化」和「剝削」的擔憂，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困難重重。即使在伊朗合法化器官買賣，其社會評價也與無償捐獻截然不同。

再者，市場設計本身就是對社會共識的積極回應與引導。當直接的金錢交易不可行或引發厭惡時，市場設計者透過創造非貨幣化的交易機制，來繞開禁忌，達成社會效益。腎臟交換機制正是典範，它將「買賣」轉化為「互助交換」，將道德困境轉化為合作的機會。這種設計需要確保交易的安全性、公平性與透明度，使參與者能夠放心、真誠地表達偏好。紐約市和波士頓的公立學校擇校系統也印證了這一點，透過設計策略免疫機制，讓家長能依真實偏好填報志願，增強了市場的公平性和可信度。

最後，社會共識是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新的技術不斷催生新的交易形式，也隨之引發新的厭惡情緒。例如，代孕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生育市場，引發了對人類精子、卵子和代孕服務商業化的道德爭議。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使得資料交易成為可能，但關於個人隱私資料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討論才剛剛開始，預計未來將有更多法律和規範來界定其市場邊界。市場設計者不能將社會共識視為靜止不變的約束，而應將其視為互動的對象，在設計中預見可能的道德挑戰，並不斷調整方案，以實現市場功能與社會價值的和諧共生。透過市場設計，我們得以洞察，市場的自由與效率，最終仍受制於並服務於人類社會所共同維護的倫理與價值體系。

市場的倫理羅盤：重塑人類合作的願景

《市場設計》一書透過對「厭惡的交易」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市場遠非單純由供需法則驅動的冰冷機制，它是一項古老而複雜的人類制度，其運作始終與社會的道德情操、文化習俗及法律規範緊密交織。我們探討了何為「厭惡的交易」，區分其與負外部性及生理厭惡的本質差異；分析了金錢化交易如何引發深層的道德排斥，其根源在於對物化、脅迫與滑坡效應的擔憂；見證了在倫理禁忌下，市場設計者如何以腎臟交換和伊斯蘭金融為典範，透過創新機制在限制中尋找生機；最終，我們認識到市場邊界並非固定不變，而是由不斷演變的社會共識所塑造。這四大洞察共同支撐起一個核心主軸：成功的市場設計，不僅追求效率，更必須將倫理與人性的複雜維度納入考量，方能在市場的自由與社會的價值之間尋求和諧共存。

市場設計者如同社會的工程師，他們不再僅僅解釋世界如何運作，更主動地介入其中，設計、修復並創造市場。這是一個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的轉變，從理論解釋到實踐介入的跨越。他們在腎臟移植、教育選擇乃至金融市場等看似迥異的場域中，應用共通的設計原則：確保市場的「厚度」（足夠的參與者與機會）、解決「擁塞」（高效處理交易）、保障「安全」（信任與策略免疫），並提升「便捷性」。然而，當市場觸及「厭惡的交易」時，這些技術性原則顯得不夠充分。此時，市場設計的真正精髓在於，如何在不挑戰社會深層道德禁忌的前提下，創造出既能滿足需求又符合倫理的替代路徑。

這本書不僅是經濟學的洞見，更是對人類合作潛力的肯定。它提醒我們，即便是最棘手、最容易引發道德爭議的稀缺資源配置問題，也可能透過巧妙的制度設計找到解決方案，而非一味地訴諸禁止。市場，作為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其最終目標應是促進人類福祉，而非僅僅創造財富。

展望未來，隨著科技不斷演進，新的市場形式將層出不窮，對個人資料、人工智慧服務甚至生命形式的交易，都可能觸發全新的道德討論和社會厭惡。此時，埃爾文·羅斯所倡導的市場設計理念將更顯其價值：它提供了一個倫理羅盤，引導我們在不斷變化的經濟景觀中，以謙遜之心，探尋更智慧、更公平、更人道的市場之路。我們應當持續詰問：在不斷拓展的市場邊界上，我們是否正以設計的智慧，而非禁令的粗暴，來重塑人類合作的願景，讓市場真正成為造福社會的工具？

在經濟學的浩瀚長河中，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曾被譽為引導市場走向效率的無形力量。然而，這隻「手」並非萬能，現實世界的複雜分配問題，往往超越了價格機制所能駕馭的範疇。從關鍵的器官移植、學位分配，到日常的求職與擇校，許多市場的失靈，並非緣於人性貪婪或理性不足，而是其內在機制存在缺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爾文·羅斯與其同儕，開創了「市場設計」這一嶄新學派，將經濟學從純粹的理論殿堂，轉化為一門解決實際問題的「工程學」。他們深入探索博弈論的核心概念，特別是「穩定匹配」與「延遲接受演算法」，為破解社會中錯綜複雜的分配困境，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本文將引領讀者深入《市場設計》一書的核心思想，解構博弈論如何成為實踐智慧的燈塔。我們將從「穩定匹配」這一市場設計的基石出發，揭示其如何避免「阻斷對」的破壞力；接著，探討「延遲接受演算法」如何作為一種「策略免疫」的工具，引導參與者誠實表達偏好；進而，剖析博弈論在諸如伴侶配對與訊號傳遞等現實情境中的實踐智慧；最終，回顧這一理論從學術象牙塔走向諾貝爾獎的非凡旅程。透過這些洞察，我們將看到市場設計不僅是修補缺陷，更是重塑公平、效率與社會福祉的關鍵力量。

穩定性：市場設計的基石

市場的運行，本質上是參與者之間互動與選擇的博弈。然而，若缺乏一套健全的規則，這場博弈往往會走向混亂與失序。在眾多市場設計的原則中，「穩定性」被視為其基石。一個穩定的市場，意味著所有的匹配關係都無法被繞過或破壞，因為不存在任何一對未被匹配的參與者，會同時覺得如果他們彼此結合會比現有匹配更好。這種「彼此更滿意」的潛在組合，正是博弈論中所謂的「阻斷對」。一旦市場中存在阻斷對，現有的匹配關係便岌岌可危，因為這些不滿意的參與者有強烈的動機脫離現有安排，尋求更佳的配對，進而導致市場的瓦解或效率低下。

最好的例證，莫過於美國醫學生住院醫師市場的演變。早在20世紀初，這一市場便因醫院競相「搶跑」，提前兩年招募尚未完成學業的醫學生而陷入混亂。醫學生在學業初期就被迫決定未來專業，而醫院則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做出關鍵招聘決策。這種「提前解體」的現象導致了大量錯配，醫學生的專業興趣與實際能力脫節，醫院也難以招募到最適合的醫生。醫學院雖曾嘗試透過統一管理時間來遏制搶跑，但效果不彰，市場最終又轉向了「爆炸性要約」，要求學生立即回覆，導致市場擁堵與毀約頻繁。

為了應對這種持續的失靈，美國醫學界在1950年代初做出了關鍵性的改革，建立了全國住院醫師匹配計畫（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這一集中清算系統的初期版本，雖在技術上取得了成功，但其採用的匹配演算法卻暴露出「不穩定」的缺陷。當時，醫學生哈迪·亨德倫敏銳地指出，如果學生將心儀但競爭激烈的住院醫師項目列為第一志願，卻未獲錄取，即便他的第二志願項目更偏好他，也可能因第一志願的策略性填報而錯失機會。這種「策略性填報」的需求，正是因為當時的演算法未能保證穩定匹配，使得存在「阻斷對」——即學生與項目彼此都更希望匹配對方，而非各自的現有匹配。學生被迫策略性地扭曲真實偏好，市場的效率與公平性受到嚴重侵蝕。

與美國的經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羅斯在1960年代研究英國住院醫師市場時發現，那些能夠生成穩定匹配的清算系統得以順利運作並延續至今，而那些產生不穩定結果的系統則因參與者不斷繞過系統進行私下匹配而最終失敗。這些案例明確指出，穩定匹配並非經濟學的抽象概念，而是市場能否持續運作、能否獲得參與者自願信任的決定性因素。它確保了任何參與者，無論是學生還是醫院，在接受系統匹配結果後，都無法在市場之外找到一個雙方都更滿意的替代方案。這種無法被「阻斷」的特性，賦予了匹配結果強大的競爭力和制度韌性，使其成為市場設計中不可或缺的基石。缺乏穩定性，市場終將在無序的博弈中走向瓦解，而穩定性，則為市場提供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合作框架。

延遲接受：策略免疫的演算法

在市場設計的語境中，僅僅理解穩定性的重要性還不夠，更關鍵的是要找到一種機制，能夠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持續生成穩定的匹配結果。這正是「延遲接受演算法」（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 DAA）的實踐智慧所在。由戴維·蓋爾和勞埃德·沙普利於1962年提出的這一演算法，不僅數學上證明了其總是能產生穩定匹配，更重要的是，它賦予了參與者「策略免疫」（strategy-proofness）的能力，讓他們能夠安心地表達真實偏好，而無須擔心因策略性考量而錯失最佳機會。

延遲接受演算法的核心機制，在於其「延遲」決策的特性。它並不像傳統的「即時接受」演算法那樣，一旦收到要約就立即確認，而是允許所有要約和拒絕在多輪迭代中進行，直到沒有新的拒絕發生為止。以羅斯與同事為紐約市高中擇校系統設計的學生主導版延遲接受演算法為例：學生首先提交一份按真實偏好排序的學校志願列表，學校則根據自己的錄取標準對申請者排序（但不看學生的志願順序）。在第一輪，每位學生向其第一志願的學校發出「申請」。每所學校在容量範圍內，暫時保留排名最高的申請者，拒絕其餘。被拒絕的學生不會灰心，他們會自動向其志願列表中的下一所學校發出申請。這個過程週而復始，直到不再有學生被拒絕為止。此時，所有暫時保留的匹配關係正式確認。

這一機制為何能實現策略免疫？關鍵在於，延遲接受演算法的設計確保了學生（在學生主導版本中）在任何一輪中，若未被更高優先級的學校錄取，其獲得次一級學校錄取的機會，與將該校列為第一志願時完全相同。換句話說，無論學生把某所學校排在第幾位，只要他的優先級足夠高，最終都能被該校錄取。這有效地消除了學生策略性填報志願的動機。在舊的紐約市高中擇校系統中，學校能夠看到學生的志願順序，並常常只錄取將其列為第一志願的學生。這迫使學生必須策略性地填報，例如，將更有把握但並非最心儀的學校列為第一志願，以避免全盤皆空。這種策略扭曲了學生的真實偏好，也導致許多學生錯失了本可獲得的理想教育機會。

波士頓公立學校的經驗也如出一轍。在改革前的波士頓擇校系統中，一位名為馬克斯的小朋友，其父母若將家附近的熱門幼兒園列為第二志願，而非第一志願，就可能失去在那裡本應有的優先錄取權，因為該幼兒園很可能在第一輪就被第一志願的申請者填滿。這種「即時接受」的機制，讓許多家長不得不進行「教育版俄羅斯輪盤賭」，為了確保至少能進入一所還算不錯的學校，而策略性地犧牲了追求真正心儀學校的機會。羅斯和同事們引入延遲接受演算法後，波士頓的家庭現在可以放心地按照真實偏好填報志願，因為系統保證了他們的優先權不會因志願順序而被剝奪，也無需推測其他家庭的偏好。

這種策略免疫的特性，不僅極大簡化了參與者的決策過程，更確保了匹配結果能夠最大程度地反映真實偏好，從而提升了市場的整體效率與公平性。延遲接受演算法的應用，證明了透過精巧的機制設計，即使在複雜且具競爭性的環境中，也能引導人類行為走向符合集體利益的結果，將博弈論的理論智慧，轉化為解決現實分配問題的強大工具。

博弈與偏好：理論的實踐

市場設計的魅力，不僅在於提出理想化的演算法，更在於它如何深入洞察人類行為中的博弈元素，並將這些洞察融入實際機制的建構中。在現實市場中，參與者的策略性互動和偏好表達的複雜性，往往是理論設計走向實踐的最大挑戰。「延遲接受演算法」雖能提供策略免疫，但在面對更多元、更微妙的博弈場景時，市場設計者必須展現更深層次的實踐智慧。

以美國住院醫師市場中的「伴侶申請者」問題為例。隨著女性醫學生的比例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已婚伴侶希望能夠同時在地理位置相近的醫院找到住院醫師崗位，以便繼續共同生活。然而，這種「兩個人尋求兩個緊密相連的崗位」的需求，遠比單一醫生與單一崗位匹配更為複雜。羅斯最初的研究甚至發現，在某些特定偏好結構下，伴侶申請者的存在可能導致根本不存在任何穩定匹配。這對以穩定性為核心的配對系統構成了巨大挑戰，因為伴侶若無法在系統中找到滿意的匹配，便會繞過系統，私下尋求機會，進而破壞整個市場的穩定性，並對單身申請者及醫院造成負面影響。

為此，羅斯與合作者艾略特·佩蘭森開發了「羅斯-佩蘭森演算法」，這是一種混合演算法，以延遲接受演算法為基礎，並加入了修復涉及伴侶的阻斷對的額外機制。它允許伴侶申請者提交他們對「職位組合」的偏好排序，而不是單獨的職位偏好。儘管理論上存在不穩定匹配的可能性，但當他們實際運用到大規模的市場資料中時，卻驚訝地發現幾乎總能找到穩定匹配。這不僅是工程實踐超越科學理解的例證，也揭示了在大型市場中，伴侶申請者雖然會增加複雜性，但其佔比相對較低時，系統仍能有效協調。這一案例深刻體現了博弈論如何從抽象的反例中汲取教訓，轉化為解決現實挑戰的實踐方案，透過精細調整演算法，滿足了特殊群體的獨特偏好，同時維持了整個市場的效率與公平。

博弈論的實踐智慧也體現在對「訊號傳遞」的精妙運用上。在諸如大學申請、經濟學家求職或線上約會等高度擁堵的市場中，僅僅表達「我有興趣」的「廉價承諾」往往毫無意義，因為每個人都能輕易發送。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傳達「高成本訊號」，以區分真誠的意圖與敷衍的嘗試。例如，經濟學博士就業市場因申請數量過多而擁堵，招聘委員會難以分辨哪些頂尖候選人對本系有真實興趣。羅斯主持的委員會因此設計了一種「訊號機制」，允許候選人向最多兩個系所發送「興趣訊號」。這種稀缺的訊號因為伴隨「機會成本」（放棄發送給其他系所的機會），成為了高成本的可靠訊號，幫助系所識別真正感興趣的頂尖人才。

同樣，線上約會平台也面臨「資訊過載」問題，穆里爾·尼德勒與李秀炯的實驗表明，透過虛擬玫瑰等「高成本訊號」，能夠顯著提高求愛信被接受的機率，因為它傳達了發送者願意投入有限資源的真誠意圖。這些案例表明，博弈論的實踐智慧超越了純粹的演算法應用，它深入剖析了人類策略性行為的動機，並巧妙地設計出能夠管理、引導或利用這些行為的市場機制，使得偏好在複雜的社會互動中得以有效表達與協調。這正是市場設計作為一門工程化科學的精髓所在。

從理論到諾貝爾獎的旅程

「市場設計」的理論基礎，始於對人類社會中「匹配」這一古老行為的深刻洞察。這段從抽象理論走向諾貝爾獎榮譽的旅程，不僅彰顯了博弈論的巨大潛力，也徹底改變了經濟學的實踐範式，將其從旁觀者轉變為積極的制度工程師。這段旅程的起點，要追溯到20世紀中葉博弈論領域的先驅——勞埃德·沙普利與戴維·蓋爾。

早在1962年，沙普利與蓋爾在《大學錄取與婚姻穩定性》這篇開創性論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了「穩定匹配」的概念，並設計了著名的「延遲接受演算法」。他們的研究起初是一個純粹的思想實驗，一個被羅斯形容為「玩具」的抽象數學模型，用來探討在無法使用貨幣、且交易必須是「你選擇我，我也選擇你」的雙向匹配情境下，如何實現穩定的分配。當時，他們並不知道美國住院醫師市場已經在實際運作著一套與他們演算法等價的匹配機制。他們的貢獻在於，首次以嚴謹的數學邏輯，證明了這種演算法在任何偏好結構下都能生成穩定匹配，即不存在任何「阻斷對」。這是一個突破性的定理，為日後的市場設計實踐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然而，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其能否在現實世界中落地生根。艾爾文·羅斯的貢獻，正是在於他將沙普利和蓋爾的抽象理論，轉化為解決真實世界複雜分配問題的實用工具。羅斯從1980年代開始深入研究各類匹配市場，特別是對美國住院醫師匹配系統的實證研究，證明了「穩定性」對於清算系統成功的關鍵意義。他發現，那些在英國設計的不穩定清算系統，最終都因參與者繞過系統進行私下交易而失敗；而那些能產生穩定匹配的系統，則運作良好。羅斯不僅是理論的解讀者，更是理論的實踐者。

1995年，羅斯接到全國住院醫師匹配計畫執行主任鮑勃·貝蘭的電話，邀請他重新設計瀕臨崩潰的匹配系統。此時，羅斯從純粹的「科學家」轉變為「工程師」，面對伴侶申請者等新興的複雜問題，他與艾略特·佩蘭森共同開發了「羅斯-佩蘭森演算法」。這一演算法在延遲接受演算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使其能夠在有伴侶申請者的大規模市場中，有效找到穩定匹配。這項工作不僅拯救了美國醫生這個關鍵的勞動力市場，更為後來的學校擇校系統、腎臟交換計畫等市場設計提供了可借鑒的藍圖。

羅斯在腎臟交換領域的突破，更是將「市場設計」的實踐智慧推向了新的高度。在腎臟買賣在全球範圍內被倫理和法律禁止的背景下，羅斯與合作者設計了一套基於「以腎換腎」的交換機制，成功地透過「交易循環」和「非定向捐獻者啟動的移植鏈」，大幅增加了腎臟移植的數量。這項工作不僅挽救了無數生命，也證明了即使在價格機制失效、倫理考量極其敏感的市場中，精巧的機制設計依然能創造巨大的社會價值。

最終，這段從抽象理論走向現實變革的旅程，在2012年得到了學術界的最高認可。勞埃德·沙普利與艾爾文·羅斯共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在穩定分配理論及市場設計實踐方面面」的卓越貢獻。這不僅是對兩位學者個人成就的肯定，更是對整個「市場設計」學派的認可，標誌著經濟學已從單純的「解釋世界」，走向了「改變世界」的實踐新紀元。他們的成就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最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也能透過博弈論的實踐智慧，找到創新且有效的解決方案。

智慧設計：通往更優市場的藍圖

透過對《市場設計》一書的深入探討，我們得以窺見博弈論在解決複雜分配問題上的實踐智慧。文章從「穩定匹配」作為市場設計的基石出發，闡明了其如何避免「阻斷對」的破壞力，確保市場交易的持久性與參與者的自願性；繼而，深入解析「延遲接受演算法」如何作為一種「策略免疫」的工具，引導參與者誠實表達真實偏好，從而最大化市場效率與公平性。進一步地，我們探討了博弈論在處理伴侶匹配、訊號傳遞等現實情境中的靈活應用，展現了其超越純粹演算法的實踐智慧。最終，這段從沙普利與蓋爾的抽象理論，到羅斯具體應用並榮獲諾貝爾獎的旅程，不僅是對學術成就的表彰，更是對「經濟學家作為工程師」這一全新角色的肯定。

這些核心洞察共同描繪了一幅清晰的藍圖：市場並非完全自發的自然現象，而是人類的創造，需要有意識地、精心地設計與維護。成功的市場設計，如同高超的建築工程，必須精確識別潛在的失敗點——無論是搶跑、擁堵、不安全，還是因偏好扭曲而導致的低效——並據此構建穩健的制度框架。從醫院裡的腎臟交換，到城市裡的學校擇校，再到金融市場的交易規則，這些設計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優化，更是對人性、倫理和社會價值的深刻回應。它們證明，即使在價格機制受限或無效的領域，我們也能運用博弈論的智慧，設計出更公平、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分配機制。

展望未來，市場設計將持續面臨新的挑戰，如個人資料的財產權歸屬、人工智慧與自動化交易的倫理規範，以及全球範圍內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這些挑戰要求市場設計者不斷適應環境變化，透過漸進式改革與大膽創新，為人類社會提供更具韌性和包容性的市場解決方案。正如哈耶克所言，自由市場並非毫無規則的混亂場所，而是一個因擁有良好設計規則而高效運作的系統。理解這些規則，並主動參與設計，是我們在這個日益複雜的世界中，維護並改進這一最古老、最重要人類發明的關鍵。我們能否超越傳統的經濟思維，擁抱這種以人為本的工程化方法，共同繪製通往更優社會的藍圖？這不僅是經濟學家的使命，更是我們每個公民應當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