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19 12 月, 2025
專欄觀點股市衝破34年新高,日本做對了什麼?台灣能複製嗎?

股市衝破34年新高,日本做對了什麼?台灣能複製嗎?

日本股市在2024年初夏,終於突破了塵封34年的歷史高點,這一刻不僅是金融市場的里程碑,更象徵著一個國家走出經濟失落泥沼的漫長史詩。對於同樣面臨人口結構老化、產業轉型壓力與潛在低利率環境挑戰的台灣投資者而言,日本過去三十多年的掙扎與蛻變,宛如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可能面對的未來。當「失落的三十年」似乎迎來終結,我們不禁要問:日本究竟做對了什麼?這段從經濟泡沫破裂、陷入長期通縮,到如今股市浴火重生的艱辛旅程,又為台灣的企業經營者與個人投資者帶來了哪些血淚交織的寶貴啟示?

這不僅是一個關於數字反彈的故事,更是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革。理解這場變革的底層邏輯,遠比追逐短線的市場熱點更為重要。本文將深入剖析日本從谷底攀升的四個關鍵維度——貨幣政策的極限、企業治理的再造、資產價格的輪動,以及機構投資者的覺醒——並將其與台灣和美國的現況進行對比,為讀者提煉出在未來變局中,能夠趨吉避凶的實戰策略。

第一課:貨幣政策的極限與轉向——從「安倍三箭」到正常化的漫漫長路

長久以來,日本銀行(BOJ,簡稱日銀)的超寬鬆貨幣政策是全球金融市場的異數。當美國聯準會(Fed)與世界各國央行在升息與降息之間循環時,日銀卻堅定地將政策利率維持在零甚至負利率區間,並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購買資產。這場人類史上最大膽的貨幣實驗,為我們揭示了政策的效力與其無可避免的邊際效應。

當寬鬆成為常態:QE與YCC的雙面刃

回顧日本的貨幣政策史,可謂一部「沒有最寬鬆,只有更寬鬆」的演進史。從2001年首次啟動「量化寬鬆」(QE),到2013年安倍晉三上台後,時任日銀總裁黑田東彥射出「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量化與質化寬鬆」(QQE),再到2016年引入「負利率」與「殖利率曲線控制」(YCC),日銀的工具箱不斷擴充,其資產負債表也急遽膨脹。

「殖利率曲線控制」(YCC)堪稱是日銀的獨門絕技,意在將10年期政府公債的殖利率釘在0%附近。這項政策的初衷是壓低整個經濟體的借貸成本,刺激企業投資與民間消費。在初期,它確實穩定了金融市場,但也帶來了副作用:債券市場功能近乎停滯,且長期扭曲的低利率環境,讓許多本應被淘汰的「殭屍企業」得以苟延殘喘,阻礙了經濟的正常新陳代謝。

對比之下,台灣的中央銀行(CBC)在操作上顯得極為穩健與保守,從未讓利率觸及零,保留了相對充裕的政策調整空間。美國聯準會雖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也大規模實施QE,但其政策目標、退場機制與溝通策略都更為清晰,並未像日本一樣陷入長達數十年的超低利率陷阱。日本的經驗警示我們,極端的貨幣政策雖能在短期內扮演救火隊,但若無結構性改革配合,其長期代價可能遠超預期。

通膨歸來:是輸入性壓力還是結構性轉變?

2022年起,全球性的供應鏈危機與俄烏戰爭引發了輸入性通膨,日本也無法倖免。然而,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這波外部通膨壓力意外地點燃了日本內部沉寂已久的通膨預期。更關鍵的變化發生在勞動市場:在2023年及2024年的「春鬥」(年度勞資薪資談判)中,日本企業達成了三十年來最大幅度的薪資增長。

這標誌著日本經濟可能正從過去「壞的通縮」(物價與薪資螺旋下跌)轉向「好的通膨」(薪資成長帶動物價溫和上漲)。薪資的普遍提升,是日銀敢於在2024年3月正式結束負利率與YCC政策,邁出貨幣正常化第一步的核心基礎。這也意味著,日本經濟的復甦動能,正從過去單純依賴政府與央行的刺激,轉變為更具韌性的內生性增長。

第二課:從殭屍企業到價值再造——日本企業的浴火重生

如果說貨幣政策是外部環境,那企業自身的變革才是驅動日本股市價值重估的核心。過去,日本企業給人的印象是保守、龐大、股東報酬率低。然而,一場由東京證券交易所(TSE)主導的寧靜革命,正在徹底顛覆這個刻板印象。

「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痛苦遺產

1990年泡沫破裂後,日本企業與家庭部門同步陷入了長達二十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他們的首要任務不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償還巨額債務。這種集體行為導致了需求的長期萎縮,即便利率降至零,也難以刺激借貸和投資。在此期間,企業囤積現金,居民部門則偏好儲蓄與低風險的固定收益資產,整個國家的風險偏好降至冰點。與此同時,政府部門為了對沖民間的去槓桿化,不得不持續加槓桿,導致日本的政府債務佔GDP比率攀升至驚人的260%以上,冠絕全球已開發國家。

東京證交所的改革號角

近年來,日本股市最大的催化劑,莫過於東京證券交易所發起的企業治理改革。交易所明確要求股價淨值比(P/B Ratio)長期低於1倍的公司,必須提出具體計畫來改善其市值與股東報酬。這項看似溫和的勸說,實則給日本企業的管理層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為了響應改革,許多日本企業開始採取過去難以想像的行動:積極實施庫藏股、大幅提高現金股利、剝離非核心業務,並更有效地運用帳上的閒置現金。這場改革的核心精神,是將企業經營的目標從過去僅僅追求市佔率和穩定,轉向為股東創造實質價值。這與台灣許多家族控股、股權結構複雜的傳統企業所面臨的治理挑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日本的經驗證明,透過外部監管機構的強力推動,完全有機會喚醒沉睡的企業巨獸,釋放其內在價值。

產業變遷:從電子王國到利基龍頭

在全球產業鏈中,日本的角色也在悄然轉變。雖然在電視、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領域,日本企業的光環逐漸被韓國三星、台灣鴻海及中國品牌所取代,但它們並未就此沉淪。相反,許多日本企業選擇向上游扎根,專注於技術門檻極高的關鍵材料、精密零組件與工業自動化設備。

例如,村田製作所(Murata)在MLCC(被動元件)領域的霸主地位,信越化學(Shin-Etsu Chemical)在半導體矽晶圓的領導力,以及基恩斯(Keyence)在工廠自動化感測器的高利潤模式,都展現了日本製造業在利基市場的強大競爭力。這條轉型路徑,與台灣從PC代工走向半導體晶圓代工的「護國神山」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證明了,在面對全球化競爭時,與其追求規模,不如專注於打造技術護城河,成為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三課:資產輪動的史詩——股、債、匯、房的三十年風雲

在長達三十年的低利率與通縮環境下,日本各類資產的表現呈現出極為分明的階段性特徵,這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珍貴的資產配置路線圖。

價值與股息的長期勝利

一個最令人驚訝的發現是,自1990年泡沫頂點以來,代表高成長性的股票指數長期表現遠不如價值型與高股息指數。在一個幾乎沒有成長與通膨的環境裡,能夠穩定產生現金流並回饋股東的公司,其價值反而更加凸顯。這對習慣追逐科技成長股的投資者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提醒。當宏觀經濟引擎熄火時,企業內在的現金生成能力和穩健的財務結構,才是穿越週期的王道。

進入2020年後,隨著通膨回歸與利率上行預期,金融、工業等傳統價值型類股表現尤其突出,漲幅遠超大盤。這背後反映了市場的邏輯轉變:利率的回升有利於改善銀行業的利差,而經濟的復甦則直接帶動了工業與原物料的需求。

日圓的詛咒與祝福

日圓的走勢是理解日本經濟的另一把鑰匙。長期以來,日圓被視為避險貨幣,在全球市場動盪時往往升值。然而,自「安倍經濟學」以來,弱勢日圓成為刺激出口、提升企業海外獲利匯回價值的主動政策工具。近年來,由於日銀與美國聯準會之間巨大的利率差距,日圓兌美元匯率更是一路走貶。

弱勢日圓對日本經濟是一柄雙面刃。它讓豐田(Toyota)汽車、索尼(Sony)等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獲利屢創新高,成為股市上漲的重要推手。但另一方面,它也加重了國內進口能源與原物料的成本,對一般民眾的生活造成壓力。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本股市大漲,但國內民眾的實質感受卻相對複雜。

機構投資者的轉變:從固守國內到放眼全球

日本機構投資者的行為轉變,是支撐股市長期牛市的另一股關鍵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退休基金——日本政府年金投資基金(GPIF)。在2014年,GPIF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資產配置策略大調整,將國內債券的配置比例從過去的60%大幅下調,同時將國內股票與海外股票的配置比例,從各12%顯著提升至25%。

GPIF的轉向,不僅為日本股市注入了長期而穩定的資金活水,更重要的是,它向市場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在低利率時代,固守傳統的本國債券無異於坐以待斃,唯有擁抱風險性資產、放眼全球,才能實現資產的長期保值增值。

相比之下,台灣的勞動基金與退撫基金雖然也進行海外投資,但在國內股票的配置上相對保守。GPIF的經驗顯示,作為市場最重要的穩定力量,本土大型退休基金的積極參與,對於活絡資本市場、引導價值投資風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結論:台灣站在十字路口,日本經驗的三大啟示

日本走出失落三十年的故事,並非一蹴可幾的奇蹟,而是一場涵蓋政策、產業到社會心態的漫長轉型。對於正站在人口結構與經濟轉型十字路口的台灣,日本的經驗提供了三大深刻啟示:

1. 直面人口結構,但政策選擇仍是關鍵:人口老化是不可逆的趨勢,它會自然地拉低一國的潛在經濟成長率。日本的經驗表明,政府與央行可以透過逆週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來托底經濟,但若無刀刃向內的結構性改革,單靠印鈔放水,只會延續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台灣應引以為戒,在維持穩健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同時,必須加速推動能提升生產力的產業與勞動市場改革。

2. 企業治理是釋放價值的金鑰匙:日本股市的重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企業治理的覺醒。當企業開始真正為股東利益著想,將現金用於買回、分紅或高報酬的投資時,即便在低成長的環境中,依然能創造出驚人的股東報酬。台灣擁有眾多體質優良、現金充沛的企業,若能在監管機構與投資者的共同推動下,進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準與股東回饋意識,其價值重估的潛力將不可限量。

3. 個人投資必須擺脫本土偏誤,擁抱全球:日本個人與機構投資者從過去極度偏好國內存款與債券,轉向大幅配置海內外股票,是應對本國經濟長期停滯的理性選擇。對台灣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資產配置不能僅僅局限於台股。建立一個涵蓋不同國家、不同產業、不同資產類別的全球化投資組合,不僅能分散風險,更能捕捉到在台灣本土所沒有的成長機會,是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最佳防禦。

日本的故事告訴我們,經濟的寒冬或許漫長,但春天終將來臨。這需要政策制定者的遠見、企業家的勇氣,以及投資者的耐心。台灣的未來挑戰重重,但透過借鏡日本,我們可以少走許多冤枉路,更從容地迎接屬於我們自己的下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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