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從街口支付到LINE Pay，用手機付錢、轉帳早已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享受著這種便利，很少會去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政府突然決定，對你的每一筆LINE Pay轉帳都課徵一筆交易稅，會發生什麼事？這聽起來或許有些遙遠，但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實驗正在上演，而實驗的結果，正為全球數位金融的未來敲響一記警鐘。
這場實驗的主角，是遍布非洲大陸的「手機錢包」（Mobile Money）。對許多台灣投資人或企業家來說，非洲的手機錢包聽起來可能很陌生，我們或許會直覺地將它與台灣的電子支付畫上等號。然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誤解。在台灣或日本，無論是LINE Pay、街口支付，還是日本市佔率極高的PayPay，這些服務大多是建立在一個成熟、普及的銀行體系之上。它們是信用卡的延伸、銀行帳戶的便捷介面，主要服務的是本來就擁有銀行帳戶的「已納入金融體系者」（the banked）。
然而，非洲的手機錢包，例如從肯亞發跡、影響了整個大陸的M-Pesa，其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它並非銀行體系的「附屬品」，而是一個獨立運作的「平行金融系統」。在一個銀行分行稀少、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未曾踏入銀行的環境裡，手機SIM卡就是你的銀行帳戶。人們透過簡單的功能型手機，就能完成轉帳、支付帳單、領取薪資，甚至進行小額儲蓄與貸款。它服務的，是廣大的「未納入金融體系者」（the unbanked），是金融普惠的關鍵推手。它不只是為了「方便」，更是數億人的金融生命線。
正因為手機錢包在非洲如此成功，交易量驚人，它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各國政府眼中一塊肥美的「稅收新大陸」。近年來，從烏干達到喀麥隆，十多個非洲國家紛紛開徵手機錢包交易稅。政府的理由很簡單：稅基廣大、容易徵收，能為國庫帶來穩定收入。然而，這個看似合理的政策，卻引發了劇烈的市場反彈，不僅重創了新興的數位經濟，更意外地演變成一場懲罰窮人的社會悲劇。這場遠在非洲的政策實驗，揭示了當稅收與金融創新發生碰撞時，可能產生的毀滅性後果，值得正在全力推動數位轉型的台灣深思。
當政府向「手機錢包」抽稅：一場意想不到的經濟實驗
在過去十年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機錢包市場經歷了爆炸性成長。根據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的最新數據，2023年該地區的手機錢包交易總額已逼近一兆美元，活躍用戶數億。面對如此龐大的金流，財政捉襟見肘的政府自然難以抗拒誘惑。喀麥隆於2022年1月開徵了0.2%的手機錢包交易稅，涵蓋個人轉帳與提款。這個稅率聽起來微不足道，幾乎像是信用卡手續費的零頭，但它在市場上掀起的波瀾卻遠超預期。
數據顯示，在稅法實施後的短短幾個月內，喀麥隆的手機錢包交易總額暴跌了40%，交易筆數也大幅減少了33%。另一個中非國家在中途實施了更高的1%稅率後，交易額更是雪崩式下滑了近47%。這究竟是為什麼？一個看似輕微的稅負，為何會引發如此劇烈的行為轉變？答案就藏在經濟學最基本的「替代效應」之中，而這個效應，無情地將社會劃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
這個政策實驗最殘酷也最清晰的結果是：有錢人跑了，窮人卻被迫留下來買單。這裡的「有錢人」，指的是那些同時擁有銀行帳戶與手機錢包的用戶，他們通常居住在城市，教育和收入水平較高。當手機錢包的交易成本因為稅收而上升時，他們有另一個選擇——傳統的銀行轉帳。雖然銀行轉帳可能程序較為繁瑣，但它不在這次新稅的課徵範圍內。因此，這群人迅速地將資金移出手機錢包系統，回歸傳統銀行管道。數據證實了這一點：在銀行普及率越高的地區，手機錢包使用量的下降幅度就越大。
然而，對於那些身處偏鄉、沒有銀行帳戶的數億用戶來說，情況截然不同。手機錢包是他們唯一的現代金融工具，是他們與遠方家人聯繫、進行小額買賣的唯一管道。對他們而言，並不存在一個方便、零成本的「替代選項」。唯一的替代品，是回到那個他們好不容易才擺脫的、充滿風險與不便的「現金時代」。他們要麼忍受新的稅負，讓本就微薄的收入被進一步剝削；要麼放棄交易，承受與外界隔絕的經濟損失。這群最弱勢的用戶，因為缺乏替代方案，反而成為這項稅收最主要的承擔者。一個旨在增加國庫收入的政策，最終卻精準地打擊了最需要金融服務的人群，這無疑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窮人稅」的誕生：金融普惠的倒退與地下經濟的復甦
一項理想的稅制，應該具備公平性，避免對特定群體造成不成比例的負擔。然而，非洲的手機錢包稅，卻在無意間創造出了一種典型的「窮人稅」（Poverty Tax）。經濟學上，我們稱之為「累退稅」（Regressive Tax），意指低收入者繳納的稅款佔其收入的比例，遠高於高收入者。
這項稅收的累退性質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如前所述，高收入的「有銀行帳戶者」可以輕易規避稅負，而低收入的「無銀行帳戶者」則無處可逃。其次，更深入的數據分析顯示，若將繳納的稅款與家庭總支出相比，可以計算出「有效稅率」。結果令人震驚：在金融服務匱乏的偏遠農村地區，用戶承擔的有效稅率，遠高於金融服務唾手可得的城市用戶。儘管城市用戶的交易總額更高，貢獻了大部分稅收，但從負擔比例來看，這項稅對農村貧困人口的衝擊顯然更為沉重。這等於是國家透過稅收，對那些本就處於金融劣勢地位的公民，施加了更進一步的懲罰。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項稅收正在讓非洲的數位化進程倒退。手機錢包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將大量原本在地底下流動的現金交易「陽光化」、「數據化」。每一筆交易都有跡可循，這不僅大幅降低了攜帶現金的風險，也為政府提供了追蹤經濟活動、打擊洗錢與腐敗、甚至未來擴大所得稅稅基的可能性。可以說，手機錢包是推動國家經濟「正規化」的強大引擎。
然而，交易稅的出現，正親手摧毀這個引擎。當人們發現使用手機錢包的成本變得高昂，他們便會選擇回歸最原始的交易方式——現金。這不僅意味著交易效率的降低和風險的增加，更代表著經濟活動重新遁入政府無法追蹤的「地下經濟」或「非正規經濟」。這對國家治理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挫敗。這就像台灣努力推廣電子發票、行動支付以掌握金流、防堵逃漏稅，卻同時又用一項新稅把大家嚇跑，逼得小商家重新只收現金。其結果是，政府為了賺取眼前一點微薄的交易稅收入，卻可能永遠失去了透過數位化來建立一個更透明、更有效率的現代稅收體系的機會。這無疑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不只是非洲的煩惱：給台灣數位金融政策的啟示
非洲的這場實驗，或許看似遙遠，但其背後的經濟邏輯與政策教訓，對正在全力發展數位金融的台灣，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理解稅收的「看不見的成本」。
經濟學家將這種成本稱為「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或「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它指的是，一項稅收除了從人民口袋裡拿走稅款之外，還會因為扭曲人們的經濟行為（例如放棄交易、轉向效率更低的方式），而造成額外的、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經濟價值損失。這部分的損失，政府一毛錢都沒收到，它就憑空蒸發了。針對喀麥隆的案例分析估算出一個驚人的數字：手機錢包稅所造成的超額負擔，高達其稅收總額的35%。這是什麼概念？這等於是政府每向人民收取100元的稅，就有另外35元的經濟價值被白白浪費掉。從公共財政的角度來看，這是一項效率極其低落的稅。
這給台灣的啟is是，任何針對特定交易工具或金融創新的稅收，都必須極度謹慎。想像一下，如果台灣政府為了稅收，決定只對街口支付課稅，而LINE Pay和台灣Pay則豁免。可想而知，用戶和商家會立刻全面轉向後兩者，街口支付的生態系可能瞬間崩潰，而政府也收不到預期的稅收。這種「非中性」的稅收政策，會嚴重扭曲市場競爭，扼殺創新，最終得不償失。非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項新科技正在為社會帶來巨大正面效益（例如金融普惠）時，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扶持與引導，而非急於從中抽稅，尤其不該採取這種會引發劇烈行為扭曲的「差別對待式」稅收。
從日本PayPay透過大規模補貼迅速搶佔市場，到台灣各大電子支付業者仍在激烈競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健康的數位支付生態系，需要穩定且可預測的政策環境來培育。非洲的案例是一個絕佳的負面教材：倉促、設計不良的稅收，不僅無法達成預期目標，反而會摧毀多年來累積的創新成果，並將最沉重的代價轉嫁給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
總結來說，非洲國家對手機錢包課稅的政策，提供了一個教科書等級的案例，展示了一項「壞稅收」的種種特徵：它效率低下，製造了巨大的經濟浪費；它極不公平，成為懲罰窮人的累退稅；它更具破壞性，阻礙了金融普惠與經濟正規化的歷史進程。對政府而言，手機錢包這類數位金融工具的真正價值，或許從來就不在於對其交易本身課那一點蠅頭小稅。其真正的「金礦」，在於它所沉澱下來的龐大數據，以及它將數億人拉進正規經濟體系後，為未來建立更健全的所得稅、消費稅體系所打下的深厚基礎。
對於正在數位轉型道路上奮力前行的台灣，非洲的教訓清晰而深刻：政府的職責是為數位經濟的活水鋪設管道，而不是在河道上築壩抽水。一個繁榮、普惠的數位交易生態系本身，就是最寶貴的資產。看懂這一點，遠比計算能從中抽取多少交易稅，來得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