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8 12 月, 2025
專欄觀點知識觀察家4000億市場的秘密:中國富豪為何集體湧入保險金信託?

4000億市場的秘密:中國富豪為何集體湧入保險金信託?

當中國經濟的引擎從高速增長換檔至穩健前行,一股深刻的焦慮感正悄然瀰漫於金字塔頂端的富裕階層。過去三十年,他們是時代的弄潮兒,憑藉膽識與機遇累積了驚人財富;然而,面對日益複雜的全球經濟局勢、國內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以及潛在的政策不確定性,一個比「如何創造財富」更為迫切的命題浮上檯面:「如何守護並傳承財富?」在這股從「創富」轉向「守富」的思維浪潮中,一個原本在金融市場中相對小眾的工具——「保險金信託」,正以驚人的速度崛起,成為中國富豪圈內資產保全與家族傳承的新賽道。這個市場的規模在短短數年內從百億級別躍升,根據最新產業數據估算,截至2024年底,其總規模已逼近人民幣4000億元大關,吸引了超過40家信託公司與60家保險機構爭相競逐。這不僅是一場金融商品的創新,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時代的財富觀變遷。對於身處成熟市場的台灣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深入剖析中國保險金信託的爆發式成長,不僅能讓我們理解對岸的經濟脈動與社會心理,更能從中汲取關於風險規劃與長遠布局的深刻啟示。

什麼是保險金信託?為何在中國富豪圈蔚為風潮?

對於許多台灣的讀者來說,「信託」與「保險」都是耳熟能詳的金融工具,但兩者的結合體「保險金信託」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火爆程度,或許仍令人感到好奇。其背後的驅動力,源於深刻的時代背景與該工具本身無可比擬的制度優勢。

從「創富」到「守富」:時代焦慮下的必然選擇

過去,中國高淨值人群的核心關注重點是如何讓資產快速增值,他們熱衷於投資不動產、股權、高收益理財商品。然而,隨著不動產市場進入深度調整期,資本市場波動加劇,以及「資管新規」打破了剛性兌付的潛規則,傳統的高報酬投資路徑風險驟增。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2023中國私人 wealth 報告》顯示,超過七成的受訪高淨值人士將「保證財富安全」和「實現財富的穩健增值」列為首要財富目標。這種風險偏好的轉變,使得兼具確定性與保障功能的保險商品,特別是高現金價值的終身壽險和年金險,重新回到了資產配置的核心舞台。然而,單純的保險雖然能提供一筆確定的理賠金,卻無法解決「錢給了之後」的問題,例如受益人年紀尚輕、揮霍無度,或是家族內部因財產分配產生糾紛等,這些都是創富一代最深層的擔憂。

「保險」與「信託」的強強聯手:1+1>2的財富方舟

保險金信託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將保險的「保障」功能與信託的「管理」功能進行了天衣無縫的嫁接。簡單來說,客戶(委託人)先購買一份大額保單,然後設立一個信託,將這份保單的「理賠金請求權」放入信託架構中,並指定信託公司為保單的受益人。未來當保險理賠事件發生時(例如被保險人身故),理賠金不會一次性支付給家人,而是會進入這個信託專戶。信託公司會像一位忠誠且專業的「超級管家」,嚴格按照委託人事先在信託契約中設定好的規則,在未來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分期、分批、有條件地將這筆錢分配給指定的信託受益人(如配偶、子女、父母等)。

這個架構實現了「1+1>2」的化學反應。它既利用了保險的槓桿效應,可以用較低的保費鎖定未來一筆可觀的資產,又發揮了信託制度在資產隔離、定向傳承與彈性分配上的獨特優勢。這就像是為家族財富打造了一艘堅固的方舟,不僅能抵禦未知的債務風險、婚姻變故,還能確保財富按照創立者的意願,精準地航向下一代,甚至可以設立獎勵條款,將財富與子女的學業、事業、品行掛鉤,實現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的同步傳承。

他山之石:台灣、日本、美國的保險信託有何不同?

中國的保險金信託並非橫空出世,其發展深受海外成熟市場的影響。透過比較台灣、日本及美國的模式,我們能更清晰地看見中國市場的特色與其所處的發展階段。

台灣:法規成熟,銀行信託部為主力

對台灣讀者而言,保險金信託是一個相當成熟且普遍的財富規劃工具。台灣的《信託法》起步早,法規體系完善,為業務發展提供了穩固的法律基礎。在台灣,這項業務的主要推動者是各大金控旗下的銀行信託部,例如國泰世華、富邦銀行等,它們憑藉龐大的客戶基礎和深厚的信任關係,將保險金信託作為服務高資產客戶的標準配備之一。台灣的模式與中國大陸當前由私人銀行主導的通路格局最為相似,其應用情境也十分廣泛,從照顧年邁父母、保障身心障礙子女,到企業主的股權傳承規劃,都有保險金信託的身影。可以說,台灣市場在法規完整性與應用深度上,仍是大陸市場學習的標竿。

日本:保險公司主導,流程簡便

日本是全球保險深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其保險信託模式獨樹一幟。根據日本《保險業法》,大型人壽保險公司(如日本生命、第一生命等)被允許直接兼營信託業務。這意味著客戶可以在同一家保險公司內部,一站式完成保單購買與信託設立,無需像中國大陸那樣,需要保險公司、信託公司、銀行三方協調合作。這種「保險驅動信託」的模式極大簡化了流程,降低了客戶的門檻與溝通成本,使得保險信託在日本更為普及。這也反映了日本金融監管在混業經營上的彈性,與中國大陸嚴格的分業監管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稅務規劃為王,ILIT的遺產稅盾牌

在美國,保險信託最常見的形式是「不可撤銷人壽保險信託」(Irrevocable Life Insurance Trust, ILIT)。其最核心、最首要的目的,是應對高達40%的聯邦遺產稅。透過設立ILIT並由信託作為保單的持有人與受益人,巨額的保險理賠金將不被計入個人遺產總額,從而合法地規避了沉重的遺產稅負擔。這與中國大陸的現狀有著根本性的區別。由於中國目前尚未開徵全國性的遺產稅,因此保險金信託的主要訴求並非稅務籌劃,而是集中在資產的風險隔離(防範企業債務、離婚析產)與財富的定向、可控傳承上。這一差異也決定了中美兩國在商品架構設計與行銷重點上的不同路徑。

牌桌上的三大玩家:誰在主導中國的千億賽局?

在中國,保險金信託的產業鏈條涉及多方參與者,但真正處於核心地位、相互競合的,主要是保險公司、信託公司與私人銀行這三股力量。它們各自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塑造了當前的市場格局。

保險公司:商品的源頭與高客經營的基石

保險公司,如平安人壽、泰康人壽等,是這場賽局的「彈藥供應商」。它們設計並提供作為信託底層資產的大額保單。近年來,隨著利率下行,保險商品的銷售面臨挑戰,保險金信託成為了推動大額保單銷售的「超級催化劑」。許多原本猶豫不決的高淨值客戶,在了解到信託架構能解決其傳承痛點後,最終簽下了保單。此外,龍頭保險公司正努力從單純的商品提供者,轉型為綜合服務平台,將養老社區、高端醫療等資源與保險金信託深度綁定,提升服務的附加價值。

信託公司:法律架構的建築師,卻面臨盈利困境

信託公司,如平安信託、中信信託等,是保險金信託法律架構的「建築師」與法定管理人。它們負責設計信託契約、擔任受託人,並在未來數十年履行資產管理與分配的職責。然而,信託公司在看似核心的位置上,卻面臨著現實的盈利困境。在當前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險金信託的設立費幾乎為零,而信託管理費需等到理賠金實際進入信託帳戶後才能收取,這意味著信託公司前期投入了大量的法律、人力與系統成本,卻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現金流收入。這種「重設立、輕管理」的產業現狀,導致信託公司在推動業務時的積極性與資源投入受到一定限制。

私人銀行:坐擁客戶資源的通路王者

以招商銀行、平安銀行為代表的私人銀行,是這場賽局中真正的「通路王者」和主導力量。它們手握中國最龐大的高淨值客戶群體,與客戶建立了深厚的信任關係。在實際操作中,超過九成的保險金信託業務是透過私人銀行通路完成的。私人銀行擔任著總協調人的角色,它們代表客戶,向上整合不同信託公司的商品,向下對接各家保險公司的保單,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解決方案。憑藉其強大的通路優勢和客戶黏性,私人銀行在這條產業鏈中佔據了最強的話語權和利潤分配優勢。

挑戰與瓶頸:萬億藍海前的暗礁

儘管前景被譽為「萬億級藍海」,但中國保險金信託的航程並非一帆風順,其高速發展的背後,亦潛藏著亟待解決的挑戰與瓶頸。

跨機構合作的「信任赤字」

保險金信託的順暢運作,高度依賴保險、信託、銀行三方之間的無縫協作。然而,在分業監管、利益訴求各異的現實下,機構間的合作壁壘依然存在。例如,系統數據的對接不暢、業務流程的標準不一、風險責任的劃分不清等問題,都可能影響客戶體驗和業務效率。建立長期穩定、互信共贏的合作生態,是產業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

專業人才的巨大缺口

保險金信託是一項高度複雜的交叉領域業務,從業人員不僅要精通保險與信託,還必須具備法律、稅務、財務規劃等多方面的綜合知識。然而,目前市場上能夠勝任的複合型專業人才極度稀缺。許多第一線的理財經理或保險代理人對信託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難以根據客戶複雜的家庭情況提供真正客製化的深度規劃,這不僅限制了服務的品質,也可能埋下未來的法律風險。

監管模糊地帶與法律風險

由於保險金信託是市場實踐催生的創新產物,相關的法律法規與監管細則仍在逐步完善中。例如,在信託設立後,要保人是否仍有權利進行保單貸款或退保?設立信託是否必須取得配偶的書面同意?這些在實務中爭議不斷的問題,尚未有明確的法律定論,使得各家機構的做法不一,也為未來的司法糾紛留下了隱患。一個清晰、統一、穩定的監管框架,是產業行穩致遠的壓艙石。

給台灣投資者的啟示:不僅是工具,更是思維的升級

對於台灣的投資者和企業家而言,保險金信託作為一個成熟的法律工具早已存在。然而,觀察中國大陸市場的這股熱潮,我們應當看到的,不僅是一個金融商品的應用,更是一種財富思維的深刻變革。

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僅僅依賴傳統的投資增值策略已不足以應對長期的風險。中國富裕階層對保險金信託的追捧,本質上是對風險的主動管理、對未來的提前規劃、對家族責任的深思熟慮。他們開始意識到,財富傳承不僅是金錢的轉移,更是一套制度的設計與精神的延續。

因此,台灣的讀者可以反思:我們的家庭財富是否也建立了足夠堅固的「防火牆」?我們是否已經利用現有的法律工具,為應對潛在的商業風險、家庭變故、代際傳承等問題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中國市場的故事提醒我們,未雨綢繆、善用制度工具進行長遠規劃,不僅是超級富豪的專利,更是每一個對家庭負有責任的資產持有者,都應具備的智慧與遠見。這場發生在對岸的財富傳承革命,最重要的啟示或許不在於工具本身,而在於那份居安思危、永續經營的深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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