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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下個兆元產業？解密離岸風電「心臟」技術HVDC的全球戰爭與在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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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全球對綠色能源的渴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們的電力基礎設施。當我們將目光聚焦於台灣海峽上星羅棋布的離岸風機，或美國德州一望無際的太陽能板時，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浮上檯面：如何將這些來自偏遠地區、且具備間歇性的龐大綠色電力，穩定、高效地輸送到千里之外的城市與工業中心？這不僅是個工程挑戰，更是一個價值數千億美元的龐大商機。答案，就隱藏在一項看似深奧卻至關重要的技術中——高壓直流輸電（High-Voltage Direct Current, HVDC）。它正如人體的靜脈系統，將生命所需的氧氣（電力）從心肺（發電端）安全地輸送至全身各處（用戶端），成為驅動全球能源轉型的核心命脈。

對於身處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HVDC或許是個陌生的名詞，但它很快將成為影響台灣能源安全與產業發展的關鍵字。本文將深入剖析這項正在全球掀起革命的技術，從歐美「超級電網」的宏大佈局，到日本克服獨特地理限制的精巧應用，再對照台灣在離岸風電浪潮下的燃眉之急，為您揭示HVDC市場的真實面貌、主要玩家以及潛藏在供應鏈中的巨大機遇。

為何高壓直流輸電（HVDC）是能源轉型的核心動脈？

要理解HVDC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下傳統的交流輸電（Alternating Current, AC）。自從特斯拉與愛迪生的電流戰爭以來，AC系統以其易於升降壓的特性，主宰了全球電網超過一個世紀。然而，AC輸電有其固有的物理限制。我們可以將其比喻為一條蜿蜒曲折的鄉間小路，電力在長途運輸中會因電阻、電抗等因素不斷損耗，就像車輛在彎路上頻繁加減速，浪費了大量燃料。

HVDC則完全不同，它更像一條筆直寬闊的高速鐵路。它將交流電轉換為直流電進行長距離傳輸，抵達目的地後再轉換回交流電供用戶使用。這個看似簡單的轉換過程，帶來了革命性的優勢：

1. 超低損耗，長距離傳輸的王者：直流電沒有電抗損耗，長距離傳輸的能量損耗遠低於交流電。根據研究，對於超過600公里的架空線路或50公里的海底電纜，HVDC的綜合成本與效率就開始超越AC。這使得跨越國家、甚至大洲的電力傳輸成為可能。

2. 連接「異步」電網的唯一橋樑：全球各地的交流電網頻率並不統一（如50Hz或60Hz），甚至同一國家內也可能存在不同步的電網。這些「異步」電網無法直接相連，否則將導致災難性的系統崩潰。HVDC的換流站如同一個完美的「轉接器」，可以將兩個不同頻率或相位的電網完美連接，實現電力互通有無。

3. 海底與地底電纜的最佳選擇：在水中或地下，AC電纜會產生巨大的電容效應，導致嚴重能量損失，傳輸距離通常不超過80公里。HVDC則沒有這個問題，使其成為連接離岸風場、跨海互聯、或在人口稠密區鋪設地下電纜的唯一可行技術。

正是這些無可取代的優勢，讓HVDE市場迎來了爆炸性成長。根據市場研究機構的最新數據，全球HVDC輸電市場規模在2023年已超過120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將以超過8%的年均複合成長率持續擴張。其背後的核心驅動力，正是全球各國為了實現碳中和目標，大力發展再生能源所帶來的併網需求。

全球戰場：歐洲與北美的宏大佈局

要理解HVDC的實戰價值，歐洲與北美無疑是最佳的觀察對象。它們的地理環境與能源結構，催生了世界上最宏偉的HVDC計畫。

歐洲：從「超級電網」到能源獨立的基石

歐洲大陸國家林立，能源資源分佈極不均衡：北海擁有豐富的風能，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有充沛的水力，南歐則有充足的陽光。為了最大化利用這些綠色資源並確保能源安全，歐洲各國正透過一系列巨大的HVDC海底電纜，將整個大陸的電網編織成一個巨大的「超級電網」（Supergrid）。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項目之一，是連接英國與挪威、全長720公里的「北海連接線」（North Sea Link）。這條全球最長的海底互聯電纜於2022年全面投入營運，輸電容量高達1.4吉瓦（GW），相當於一座大型核電機組。當英國風力發電過剩時，多餘的電力可以輸送到挪威，利用其水力發電系統的巨大「天然電池」進行儲存；反之，當英國無風時，挪威的水電又能反向輸送到英國，確保電力供應穩定。

另一條關鍵線路是連接英國與丹麥的「維京連接線」（Viking Link），全長765公里，同樣具備1.4吉瓦的容量。它將丹麥這個「歐洲風車」的風力資源與英國市場連接起來。這些項目不僅提升了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更在俄烏衝突後，成為歐洲各國擺脫對單一能源依賴、追求能源獨立的重要戰略支柱。

美國：連接廣袤大陸的綠色能源動脈

美國面臨的挑戰與歐洲不同，其核心矛盾在於再生能源產地與用電中心的巨大地理鴻溝。中西部的「風廊」地帶（Wind Corridor）和西南部的「太陽能帶」（Sun Belt）擁有全美最優質的風光資源，但主要的用電負荷卻集中在數千公里外的東、西海岸大都會區。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陸上HVDC專案應運而生。例如正在建設中的「尚普蘭哈德遜電力快線」（Champlain Hudson Power Express），這是一條全長約545公里的地下與水下輸電線路，計畫將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潔淨水力發電，直接輸送到紐約市中心，滿足其超過20%的用電需求。此專案完全避開了在人口稠密區建設高壓電塔的爭議，展現了HVDC在環保與社會接受度上的優勢。

此外，隨著美國東岸離岸風電產業的蓬勃發展，從麻薩諸塞州到維吉尼亞州，數個吉瓦級的風電場正在規劃或建設中。將這些龐大電力從海上平台送上陸地，並融入既有電網，HVDC電纜成為了唯一的技術選擇。這些專案不僅是能源工程，更是驅動區域經濟、創造就業的龐大引擎。

亞洲視角：日本與台灣的獨特挑戰與策略

相較於歐美大陸型的電網互聯，同為島嶼經濟體的日本與台灣，在HVDC的應用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卻極具參考價值的策略。

日本：克服島嶼地理與頻率差異的典範

日本的電力系統存在一個世界罕見的歷史遺留問題：其東部地區（以東京為中心）的電網頻率為50Hz，而西部地區（以大阪為中心）則為60Hz。這兩大電網無法直接交流互聯。過去，這道無形的電力柏林圍牆，使得東西部之間的電力調度極為困難，在2011年福島核災後，東日本電力嚴重短缺，而西日本卻有多餘電力無法支援的窘境，凸顯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為此，日本在兩大電網的交界處設立了多個HVDC「背靠背」（Back-to-Back）換流站。這些換流站的功能就像一個同聲傳譯，將一邊的交流電轉換為直流，再立刻轉換為另一邊不同頻率的交流電，從而打通了東西電網的任督二脈，大幅提升了全國電網的韌性與調度彈性。

此外，作為一個多島嶼國家，日本也利用HVDC海底電纜連接本土與離島。其中最經典的案例是連接本州與北海道的「北本聯繫線」，這條海底電纜確保了北海道的電力穩定，並使其豐富的風力資源得以輸送至本州的人口密集區。日本的經驗證明，對於地理破碎、電網結構複雜的地區，HVDC是實現電網一體化與資源優化的關鍵工具。

台灣：離岸風電大國的「併網」焦慮

將視角拉回台灣，我們面臨的挑戰既相似又更為嚴峻。台灣是獨立電網，無法像歐洲大陸國家一樣進行跨國電力調度，電網的穩定性完全依賴島內自身的發電與調度能力。政府設定了極具雄心的離岸風電發展目標，預計到2035年，裝置容量將超過20吉瓦，這些風場主要集中在彰化、雲林外海。

這帶來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如何將這相當於數座核四廠發電量的龐大電力，從台灣海峽安全地送進本島電網？傳統的交流電纜在如此大的規模和距離下，不僅損耗驚人，其電容效應更可能嚴重衝擊台灣本已脆弱的電網系統，引發電壓不穩甚至是大規模停電。

因此，採用HVDC技術，建設離岸換流平台，將多個風場的電力匯集成直流電後再透過海底電纜送上岸，已成為業界與政府的共識。台電公司規劃中的「離岸風電併網工程」第三期，就明確將HVDC作為核心技術方案。這不僅是一項能源工程，更是攸關台灣能源轉型成敗的國安級基礎建設。對台灣的產業而言，這意味著一個全新的市場正在打開。雖然核心的換流閥技術仍掌握在少數國際巨頭手中，但在高壓海纜、陸上站體建設、電力設備、工程服務等領域，為台灣本土供應鏈提供了絕佳的切入機會。

決戰供應鏈：誰是HVDC市場的隱形冠軍？

HVDC市場是一個技術門檻極高、資本密集、贏家通吃的寡占市場。整個供應鏈的核心，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1. 換流閥（Converter Valves）：這是HVDC系統的「心臟」，負責完成交直流電的轉換。其內部由數千個稱為「閘流體」或「絕緣柵雙極電晶體（IGBT）」的功率半導體元件串並聯而成，技術極為複雜。目前全球市場主要由三大巨頭壟斷：德國的西門子能源（Siemens Energy）、日本與瑞士合資的日立能源（Hitachi Energy，前身為ABB電網事業部），以及美國的奇異（GE Grid Solutions）。這三家企業憑藉數十年的技術積累與專案實績，構成了難以逾越的專利壁壘。

2. 高壓電纜（High-Voltage Cables）：這是系統的「血管」，負責輸送電力。海底或地底HVDC電纜的製造技術同樣極具挑戰，需要在絕緣材料、導體技術、抗水壓結構等方面有深厚積澱。市場同樣高度集中，主要由歐洲三強主導：義大利的普睿司曼（Prysmian）、丹麥的NKT，以及法國的耐克森（Nexans）。在亞洲，日本的住友電工（Sumitomo Electric）也佔有一席之地。對於台灣企業如華新麗華等電纜製造商而言，雖然直接挑戰最高端的HVDC海纜市場仍有距離，但參與陸纜部分或與國際大廠合作，將是重要的發展方向。

對於投資者而言，直接投資上述國際寡頭，無疑是分享全球HVDC市場成長紅利最直接的方式。這些公司不僅手握核心技術，其訂單能見度往往長達數年，是典型的「基建型」優質資產。

投資者的羅盤：在能源新賽道中尋找價值

總結而言，高壓直流輸電（HVDC）已不再是教科書上的冷門技術，而是支撐全球能源轉型、實現碳中和目標不可或缺的關鍵基礎設施。它的重要性，相當於數位時代的光纖網路，是未來能源世界的「高速公路」。

從歐洲的跨國超級電網，到美國的綠色能源動脈，再到日本和台灣為應對獨特地理與能源挑戰而採取的客製化方案，我們看到了一個清晰的趨勢：凡是大力發展再生能源的地區，都必然伴隨著對HVDC技術的巨大需求。

對台灣的投資者來說，這條賽道提供了多層次的機會：

全球視野：關注掌握核心換流閥與高壓電纜技術的國際龍頭企業，它們是這場能源革命最主要的受益者。
在地機遇：密切留意台灣本土離岸風電併網計畫的進展。圍繞著台電的建設計畫，從陸上變電站、土木工程、電力組件到後續的營運維護服務，將催生出一個龐大的本土產業鏈。能夠成功切入此供應鏈的企業，將迎來長達十年的成長榮景。

電力系統的變革，是推動下一輪工業革命的底層驅動力。在這場由綠色能源引領的競賽中，HVDC不僅是串連起發電端與用戶端的物理線路，更是串連起技術、資本與未來商機的黃金鏈條。看懂HVDC的價值，就等於掌握了通往未來能源版圖的一把鑰匙。

別讓地緣政治吃掉你的利潤：台灣投資者的供應鏈、日本與灰色地帶生存指南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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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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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處東亞地緣政治風暴中心的台灣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閱讀國際新聞就像是試圖從颱風眼中判讀天氣。一邊是美中之間日益升溫的貿易與科技戰火，另一邊則是區域軍事演習的隆隆作響。這些看似遙遠的國際角力，實際上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重新定義我們賴以生存的產業規則與資本流向。過去，我們習慣將地緣政治視為一種背景噪音；如今，它已成為影響企業資產負債表與個人投資組合績效的關鍵變數。本文旨在剝開複雜的國際情勢外殼，深入剖析三大核心趨勢——全球供應鏈的陣營化、日本防衛政策的歷史性轉向，以及灰色地帶衝突的常態化——並將其轉化為對台灣產業具體且可操作的洞察。這不僅是一份情勢分析，更是一份在變局中尋找韌性與新機會的商業指南。

全球供應鏈的「選邊站」：不僅是政治，更是千億美元的資本流動

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的主旋律是效率與成本，跨國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成本最低廉的地區，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的「紅色供應鏈」。然而，美中戰略競爭的白熱化，徹底改變了這一遊戲規則。如今，「安全」與「信任」已取代「成本」，成為供應鏈佈局的首要考量。美國正積極推動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非紅供應鏈」，或稱之為「民主供應鏈」，這不僅是政治口號，更引發了全球資本與產能的結構性大遷徙。

這場質變的核心戰場，無疑是半導體產業。半導體是人工智慧（AI）、量子運算、5G通訊等所有未來科技的基石，誰掌握了最先進的晶片製造能力，誰就掌握了下一個世代的科技話語權。在此背景下，一個以美國、日本、台灣為核心的科技產業新鐵三角正加速成形。美國擁有全球頂尖的IC設計公司，如輝達（NVIDIA）、高通（Qualcomm）及超微（AMD），它們定義了市場規格與技術走向。台灣則擁有以台積電（TSMC）為首、聯電（UMC）為輔的全球最強晶圓代工產能，是將美國的設計藍圖變為現實的關鍵樞紐。而日本，則在半導體設備與關鍵材料領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諸如東京威力科創（Tokyo Electron）在蝕刻與塗佈設備的領導地位，以及信越化學（Shin-Etsu Chemical）在高純度矽晶圓的壟斷性優勢，都是這條民主供應鏈中無法被輕易取代的環節。

這股浪潮為台灣相關產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契機。台積電赴美國亞利桑那州及日本熊本設廠，不僅是單純的產能擴張，更是「民主供應鏈」在地緣政治版圖上的具體實踐。這意味著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鏈，從IC設計（如聯發科MediaTek），到後端的封裝測試（如日月光ASE），將更深地嵌入這個以信任為基礎的國際合作體系中。對於投資者而言，這代表著那些能夠成功卡位進入此一新體系、符合「去風險化」要求的台灣企業，其長期成長潛力與訂單穩定性將遠高於那些仍深度依賴單一市場的同業。這場供應鏈重組，正為台灣的經濟韌性與產業競爭力，注入新的動能與戰略價值。

日本的「再武裝」：不只是口號，而是國防工業的結構性轉變

與此同時，東亞的另一股強大力量——日本，也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內部變革。面對中國日益成長的軍事壓力與北韓的核武威脅，日本國內長期以來受和平憲法約束的安保政策，正迎來二戰後最劇烈的轉向。這股趨勢的背後，是從政治菁英到社會輿論的共識轉變，即日本必須擁有更強大的自主防衛能力，以應對周邊險峻的安全環境。

以自民黨內指標性鷹派政治人物高市早苗等人為代表的論述，例如其所主張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已逐漸成為日本政壇的主流聲音之一。這種政治風向最直接的體現，便是日本政府決定在數年內將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2%，這意味著日本的國防開支將翻倍，達到世界第三高的水平。這筆龐大的預算不僅將用於採購美製先進武器，如F-35戰鬥機，更重要的，是將投入於本土國防工業的研發與升級，包括次世代戰機、新型潛艦、遠程打擊飛彈與網路作戰能力的建構。

這對台灣的啟示是雙重的。首先，一個軍事實力更強、防衛意志更堅定的日本，無疑是第一島鏈防禦體系中的重要穩定力量，客觀上對遏制區域軍事冒進有正面作用。其次，日本國防工業的復興，也為台日之間在國防與安全領域的潛在合作，打開了新的想像空間。雖然官方的軍事合作仍有其敏感性與限制，但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如供應鏈安全、基礎設施防護、全民防衛韌性等方面，雙方存在巨大的交流與學習空間。

從產業角度看，這股浪潮也值得關注。過去，日本的國防工業巨頭如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主要服務於自衛隊的內需市場。隨著日本放寬《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限制，未來日本的國防產品與技術將有更多機會走向國際市場，並可能與美國等盟友進行更深度的聯合研發與生產。這與台灣近年來積極推動國防自主，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NCSIST）主導研發無人機、各式飛彈的政策方向不謀而合。雖然台日國防產業鏈短期內難以直接對接，但日本在精密製造、材料科學、光學等領域的深厚基礎，與台灣在半導體、資通訊的優勢，長遠來看具有高度的互補性。投資者應關注那些具備軍民通用技術（Dual-use technology）潛力的台灣企業，它們或將在這波全球國防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中，找到新的利基市場。

灰色地帶的常態化：當海上對峙成為新的商業風險

在美中戰略競爭與日本強化防衛的宏觀背景下，一種更為棘手且常態化的威脅正在成形，那就是中國在東海、南海及台灣周邊海域日益頻繁的「灰色地帶」活動。所謂灰色地帶，是指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模糊狀態，其行動雖具脅迫性，但又未達到觸發傳統軍事反擊的門檻。中國正熟練地運用「海軍-海警-海上民兵」三位一體的模式，透過執法巡查、水砲驅離、航道騷擾等手段，逐步侵蝕周邊國家的主權與管轄權。

這種模式正在台灣周邊海域被複製與擴大。從中國海警船編隊常態化進入金門限制水域，到其活動範圍擴及台灣海峽中線以東，甚至台灣東部海域，其戰略意圖非常明確：透過持續不斷的低強度騷擾，製造一種「台海內海化」的既成事實，企圖否定台灣的管轄權，並測試美日等國的反應底線。

對於高度依賴海洋貿易的台灣而言，這種灰色地帶活動的常態化，構成了嚴峻的商業風險。台灣是島嶼經濟體，90%以上的進出口貿易仰賴海上運輸。台灣海峽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承載著全球近半數的貨櫃運輸量。任何形式的海上對峙或航行自由受阻，都將直接衝擊台灣的經濟命脈。試想，若海上保險公司因風險升高而大幅調漲台灣航線的保費，將直接墊高台灣進出口商品的成本，削弱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對於台灣的航運巨頭如長榮海運（Evergreen Marine）與陽明海運（Yang Ming Marine Transport），以及需要穩定進口能源與原物料的各大產業來說，這是一個必須納入長期風險評估的隱性成本。

面對這種新型態的國安與經濟複合式威脅，僅僅依賴傳統軍力已不足夠。國際社會的共同應對顯得至關重要。近年來，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法國等國軍艦頻繁穿越台灣海峽，執行航行自由任務，正是向北京釋放清晰的訊號：台灣海峽是國際水道，其和平穩定符合全球利益。這些國際盟友的軍事存在，不僅是對台灣安全的有力支援，更是對維持全球貿易航道暢通的集體承諾。企業在進行海外佈局與物流規劃時，必須將此類地緣政治風險納入考量，發展更具彈性的運輸路線與供應來源，以應對突發的海上衝突。

結論：在變局中尋找韌性，台灣投資者的生存指南

當前東亞情勢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已達到數十年來的高峰。美中兩強的戰略競爭，正從根本上重塑全球的產業分工與科技版圖；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轉向，為區域力量平衡增添了新的動能；而中國的灰色地帶擴張，則將海上風險從偶發事件變成了商業環境的常態。

對於身處其中的台灣投資者與企業而言，怨嘆時局無濟於事，積極尋找變局中的生存之道與發展契機，才是務實的態度。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歸納出三大核心策略方向：

第一，順應供應鏈移轉的浪潮。企業應加速「去風險化」佈局，降低對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積極融入以美日台為核心的民主科技聯盟。投資者則應重點關注在半導體、AI、國防航太等戰略性產業中，已成功卡位國際信任供應鏈的企業。

第二，重新評估地緣政治的產業影響。日本的再武裝不僅是軍事議題，其背後龐大的國防預算與工業轉型，也可能為台灣的精密機械、資安、軍民通用技術等領域帶來間接機會。理解盟友的戰略動向，有助於發掘潛在的合作利基。

第三，將營運韌性置於優先地位。灰色地帶衝突的常態化，意味著企業必須為潛在的供應鏈中斷、運輸成本上升等風險做好準備。建立多元化的物流方案、分散生產基地、提高關鍵零組件的庫存水平，將是未來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

總而言之，地緣政治已不再是遙遠的國際新聞，而是深刻影響我們日常商業決策與投資回報的現實。在一個陣營化日益明顯的世界裡，選擇與誰同行，將決定企業的未來。唯有具備清晰的戰略視野、高度的風險意識與靈活的應變能力，台灣的企業與投資者，才能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時代變局中，不僅求得生存，更能乘勢而起，找到屬於自己的新藍海。

什麼是CBAM？為何它將成為台灣出口業的下一個生死劫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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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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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新的全球貿易戰正在悄然醞釀，但這次的武器不再是傳統的關稅壁壘，而是隱藏在每一件商品背後的「碳足跡」。歐盟，作為全球氣候政策的領頭羊，已經點燃了這場戰火的第一槍。這把槍，名為「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俗稱「碳關稅」。它不僅是一項環保政策，更是一套將從根本上改寫全球供應鏈規則的遊戲。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產業，尤其是鋼鐵、鋁業、化學品等高耗能領域，CBAM的全面實施無異於一場迫在眉睫的生存考驗。這不再是遙遠的環保口號，而是直接衝擊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嚴峻現實。本文將深入剖析CBAM的運作細節、數據申報的魔鬼之處，並比較亞洲鄰國日本與台灣的應對策略，為身處這場變革浪潮中的台灣投資者與企業管理者，提供一份清晰的戰略地圖。

什麼是CBAM？不僅是環保，更是貿易壁壘的重新定義

要理解CBAM的威力，必須先明白其背後的戰略意圖。歐盟境內的企業長年以來都在其「排放交易體系」（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的框架下為其碳排放付出高昂的成本，形同於一種內部碳稅。然而，當他們面對來自那些沒有嚴格碳定價國家（例如許多亞洲國家）的進口商品時，便產生了不公平的競爭。這些進口商品因為沒有承擔相應的碳成本，所以價格更低，這不僅削弱了歐盟本土產業的競爭力，更可能導致歐盟企業為了規避成本而將生產線外移至碳管制寬鬆的地區，這種現象被稱為「碳洩漏」（Carbon Leakage）。

CBAM的核心目標：防止「碳洩漏」

CBAM的設計初衷，正是為了拉平這塊不公平的競爭場地。它的核心邏輯非常直接：任何想將特定商品賣到歐盟市場的非歐盟生產商，都必須為其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量支付與歐盟企業相同的價格。換言之，歐盟正在將其內部的碳定價體系，透過邊境管制延伸至全球。這意味著，過去被企業視為「外部成本」的碳排放，如今將透過CBAM機制，轉化為實實在在的「進口成本」。對於台灣的鋼鐵廠、石化廠或肥料製造商而言，未來出口到歐洲的報價單上，除了傳統的生產成本、運輸費用外，還必須加上一項全新的成本——碳成本。這項成本的高低，將完全取決於企業自身的減碳能力與生產效率。

從過渡期到全面實施：企業面臨的時間壓力

歐盟深知此舉將對全球貿易帶來巨大衝擊，因此採取了分階段實施的策略。CBAM已於2023年10月1日正式進入「過渡期」。在此期間，非歐盟的出口商（在CBAM的術語中稱為「營運商」，Operator）尚不需支付任何費用，但其歐盟客戶（即「申報人」，Declarant）必須開始向歐盟執委會提交季度報告，詳細載明進口產品的數量、原產地，以及最重要的——產品內含的直接與間接碳排放量。

這段過渡期的真正目的，是給予全球供應鏈一段適應期，同時也是一場數據收集的壓力測試。歐盟藉此建立一個龐大的資料庫，精確掌握各國、各產業的碳排放水準。對台灣企業而言，這段時間絕非高枕無憂的緩衝期，而是一段必須火速建立碳盤查與數據管理能力的黃金窗口。因為從2026年1月1日開始，CBAM將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屆時，歐盟進口商必須購買與其進口產品碳排放量等值的「CBAM憑證」，並進行年度申報。憑證的價格將直接與歐盟ETS的碳價掛鉤，以近期每噸二氧化碳約70至80歐元的價格估算，這將是一筆極其可觀的費用，足以讓任何高碳排、低利潤的產品在歐洲市場上失去所有競爭力。

解析CBAM申報系統：一場數據的精準戰爭

歐盟為了執行CBAM，建立了一套複雜而嚴謹的線上申報系統，這套系統的核心精神，就是對數據的極致要求。這不僅是一場環保合規的競賽，更是一場關於數據收集、驗證與管理的精準戰爭。企業提交的每一個數字，都將成為其產品能否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行證。

「營運商」與「設施」：誰需要申報？

在CBAM的框架下，責任主體被清晰地劃分為兩個層級。首先是「營運商」（Operator），指的就是在非歐盟國家經營生產活動的企業法人，例如台灣的中鋼公司或台塑集團。其次是「設施」（Installation），指的是營運商旗下產生碳排放的具體生產單位，例如中鋼的某一座高爐或台塑的某一座輕油裂解廠。CBAM要求申報的數據必須精確到每一個「設施」層級。這意味著，一個大型集團不能再用整個公司的平均排放係數來蒙混過關，而必須為旗下每一間工廠、每一條生產線建立獨立的碳排放帳本。這對於擁有多個廠區、生產流程複雜的台灣傳統製造業來說，無疑是一項艱鉅的挑戰。

不只總量，更要「特定排放」：數據要求的深度與廣度

CBAM對數據的要求遠超乎想像。它關心的不僅僅是總排放量，而是更為精細的「特定排放」（Specific Emissions），也就是「每單位產品所內含的碳排放量」。這就好像要求企業為每一噸鋼鐵、每一公噸水泥，都附上一張詳細的「碳成分營養標示」。

這張「標示」還必須區分兩種排放來源：

1. 特定直接排放（Specific direct emissions）：指在生產過程中，因化學反應或燃料燃燒直接產生的溫室氣體。例如，煉鋼過程中高爐使用焦炭還原鐵礦石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這是企業自身最需要管控的排放源。

2. 特定間接排放（Specific indirect emissions）：指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因耗用外購電力所間接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例如，鋁廠電解槽所消耗的大量電力，其發電來源是燃煤還是綠能，將直接影響產品的間接排放量。

這項規定迫使台灣企業不僅要檢視自身的生產流程，還必須追溯其能源供應商的碳足跡。未來，使用「灰電」（來自化石燃料的電力）的工廠，其產品在CBAM機制下的成本將遠高於使用「綠電」的競爭對手。這將引導一場從製造端到能源端的全面綠色轉型。

資訊揭露的雙面刃：透明度與商業機密

更進一步，CBAM的申報系統還設有「資訊揭露」（Disclosure Information）功能。非歐盟的生產商可以主動選擇將其設施的詳細碳排數據，授權給特定的歐盟進口商查閱。這項設計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它提高了供應鏈的透明度，讓歐盟客戶能夠清楚地篩選和評估其供應商的環保表現，低碳排的企業能藉此獲得更多訂單。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企業的生產效率、能源結構、成本組成等極其敏感的商業機密，將可能暴露在客戶面前。如何在滿足合規要求與保護商業機密之間取得平衡，將考驗台灣企業的智慧與談判能力。

亞洲鄰居的應對：日本與台灣的碳定價賽局

面對歐盟來勢洶洶的碳關稅，亞洲各國的反應與策略各不相同。其中，與台灣產業結構相似的日本，以及正在建構自身碳定價機制的台灣，其應對之道尤其值得我們關注與比較。這不僅是一場企業層面的競賽，更是一場國家級的政策賽局。

日本的「GX聯盟」：產業自主與政府引導的混合模式

日本政府選擇了一條更為柔性的道路。他們並未像歐盟一樣立刻實施強制性的碳稅或總量管制，而是推出了「綠色轉型聯盟」（Green Transformation League, GX League）。這是一個由政府搭台、超過670家企業（涵蓋日本約四成碳排放量）自願參與的平台。聯盟內的企業會自行設定減碳目標，並可在聯盟內部進行碳權交易。政府則計畫在2026年正式啟動全國性的排放交易體系（GX-ETS），並從2028年開始對化石燃料進口商徵收碳稅。

日本的模式，體現了「產業自主」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務實精神。它給予企業更大的彈性與準備時間，透過先期自願參與的方式，培養市場機制與企業減碳能力。然而，這種模式的碳定價力道與強制性，在初期階段顯然弱於歐盟的CBAM。未來，日本的碳價是否能被歐盟所承認，從而抵減日本企業出口時的CBAM成本，仍是一個未知數。

台灣的碳費之路：挑戰與機會並存

台灣的腳步則介於歐盟的強制性與日本的自主性之間。台灣環保署（現為環境部）已確定將從2025年開始，對年排放量超過2.5萬噸的約500家排碳大戶開徵「碳費」。這項政策的立意良善，旨在透過經濟誘因，驅動本土產業的減碳進程。然而，真正的關鍵在於「費率」的設定。

這正是台灣面臨的最大挑戰。如果碳費費率訂得太低，將不足以促使企業進行大規模的資本投入以實現深度減碳，更重要的是，可能無法獲得歐盟的認可。CBAM法規中有一條關鍵的「抵減條款」：如果出口國的企業已經在本國支付了碳價（無論是碳稅、碳費或ETS成本），那麼在計算CBAM費用時，可以扣除這部分已支付的成本。

這意味著，台灣碳費的設定，不僅是國內的環保議題，更是一場攸關出口競爭力的國際談判。若費率能與國際水準（特別是歐盟ETS碳價）有效接軌，那麼台灣企業繳給自家政府的碳費，就能轉換為在全球市場競爭的「綠色護盾」。反之，若費率過低，企業將面臨被雙重剝皮的窘境——在國內繳一次碳費，出口到歐洲時，再被CBAM剝一次皮。這將使台灣政府在設定費率時，面臨國內產業壓力與國際貿易現實的雙重夾擊。

台灣企業的突圍之路：從合規到超前部署

面對CBAM這場無法迴避的風暴，台灣企業不能再抱持觀望或僥倖的心態。這不僅是一場成本挑戰，更是一次汰弱留強、推動產業升級的契機。企業的應對之道，應從被動的合規，轉向為主動的超前部署。

步驟一：建立碳盤查能力，化數據為資產

當務之急，是建立精準、可靠的碳盤查與數據管理系統。企業必須立即投入資源，對旗下每一個「設施」的直接與間接排放進行地毯式的盤點。這不僅僅是為了應付歐盟的申報要求，更是企業進行內部管理、找出減碳熱點、評估改善效益的基礎。在碳邊境時代，數據就是資產。誰能最快、最準確地掌握自身的碳足跡，誰就掌握了定價與談判的主動權。企業應視碳盤查為如同財務會計一樣重要的基礎建設。

步驟二：供應鏈的綠色轉型，從成本中心到價值中心

CBAM的影響力將貫穿整個供應鏈。未來，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時，除了考量價格、品質與交期，還必須納入一項新的關鍵指標——「碳含量」。一個使用綠電、製程優化的供應商，將能為下游客戶的產品大幅降低最終的CBAM成本。台灣企業應積極與供應鏈夥伴合作，共同推動綠色轉型。這包括要求上游原料供應商提供產品碳足跡證明，協助他們進行節能改造，以及優先採購低碳、循環的物料。過去被視為成本中心的環保部門，如今必須轉型為創造供應鏈附加價值的核心單位。

步驟三：抓住低碳商機，開拓新藍海

危機的另一面就是轉機。CBAM在懲罰高碳排產品的同時，也為低碳、綠色產品打開了一扇通往廣大歐洲市場的大門。台灣企業應積極思考，如何將減碳的努力轉化為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例如，發展綠色鋼材、利用回收材料生產的再生鋁錠、或是生產過程中捕獲二氧化碳再利用的化學品。這些創新產品不僅能規避CBAM的高額費用，更有可能以「綠色溢價」的形式，獲得更高的市場價值。對於投資者而言，未來在評估一家企業的潛力時，其ESG（環境、社會、治理）表現，特別是其在減碳技術與綠色產品上的佈局，將不再是加分項，而是決定其長期生存能力的關鍵指標。

結論：碳邊境時代的來臨，危機即是轉機

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已經正式宣告，一個以「碳」為核心計算單位的新貿易時代已經來臨。它像一面鏡子，清晰地照映出全球各國在氣候政策上的決心與步伐差異，並無情地將這些差異轉化為真金白銀的貿易成本。對於高度依賴出口的台灣而言，這是一場無法迴避的結構性挑戰。

從短期來看，企業必須立刻行動，建立扎實的碳數據管理能力，以應對迫在眉睫的申報要求。從中期來看，政府與產業必須共同努力，設計出一套能與國際接軌的碳定價機制，為台灣產品爭取公平的競爭地位。而從長遠來看，這更是一次推動台灣產業進行根本性體質改造的歷史機會。

過去數十年，台灣憑藉著成本效益與製造彈性，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有一席之地。在新的碳邊境時代，成功的方程式正在被改寫。未來的贏家，將是那些能將「綠色」與「成長」完美結合的企業。CBAM的壓力，或許正是推動台灣從「效率製造」邁向「永續智造」的最佳催化劑。這條路充滿挑戰，但終點通往的，將是一個更具韌性、也更具價值的未來。

台股：一場來自歐洲的「碳關稅」，為何讓台灣中鋼(2002)焦慮、卻可能讓美國鋼廠笑了？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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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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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一場來自歐洲的「碳關稅」，為何讓台灣中鋼(2002)焦慮、卻可能讓美國鋼廠笑了？

在全球貿易的棋盤上，一場無聲的革命正悄然上演。這場革命不涉及關稅戰或科技封鎖，而是以「碳」為名，悄悄地重塑著未來數十年的國際商業規則。對於習慣了以成本和效率為核心競爭力的台灣企業而言，這股來自歐洲的綠色浪潮，不僅是一項新的行政挑戰，更是一場攸關存亡的結構性變革。這場變革的核心，就是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CBAM。許多人將其通俗地理解為「碳關稅」，但它的影響遠比一個新稅種來得深遠。它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過去可以被外部化的環境成本，如今將被精密計算，並直接轉化為進入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門票價格。這不只是一道環保指令，更是一把鋒利的貿易利劍，將迫使全球供應鏈進行一次徹底的碳足跡盤查。本文將深入剖析CBAM的運作邏輯，並聚焦其對全球高度敏感的鋼鐵與鋁業所帶來的衝擊，特別是將台灣、日本與美國的產業巨頭置於同一框架下進行比較，探討在這場綠色賽局中，誰將面臨最大的轉型壓力，而誰又可能意外地成為贏家。

CBAM到底是什麼？不只環保，更是貿易武器

要理解CBAM的威力，必須先明白其背後的動機。數十年來，歐盟內部實施了嚴格的「排放交易體系」（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要求境內的高耗能產業為其碳排放付費，也就是所謂的「碳有價」。然而，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歐盟企業因承擔高昂的環保成本，其產品在價格上難以與那些來自環保法規寬鬆國家的產品競爭。同時，一些企業為了規避這些成本，選擇將生產線外移至這些國家，這種現象被稱為「碳洩漏」（Carbon Leakage）。CBAM的誕生，正是為了拉平這條不公平的競爭起跑線。它的核心邏輯非常簡單：無論商品在哪裡生產，只要想進入歐盟市場銷售，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就必須承擔與歐盟境內企業同等的碳成本。這等於是將歐盟的碳定價體系，透過邊境管制的方式，延伸到了全世界。

從「免費碳排」到「排碳有價」：遊戲規則的根本改變

CBAM目前主要針對六大類高碳洩漏風險的進口產品：鋼鐵、鋁、水泥、化肥、電力及氫。對台灣、日本等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導向的經濟體而言，鋼鐵與鋁製品是影響最大的兩個領域。過去，一家台灣的鋼鐵廠在生產過程中，主要考量的成本是原料、能源、人力與物流。其產生的二氧化碳，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種「免費」的副產品。然而，在CBAM的框架下，每一噸出口到歐洲的鋼材，其內含的碳排放量（embedded emissions）都將被嚴格審核。進口商必須為這些碳排放量購買相應的CBAM憑證，其價格與歐盟ETS的碳價掛鉤。截至2024年，歐盟碳價約在每噸50至70歐元之間浮動。這意味著，過去被忽略的碳排放，如今已成為一項真實且昂貴的「隱形成本」。若一家企業的生產製程碳密度越高，其產品在歐洲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就越低，甚至可能被完全擠出市場。

過渡期與正式實施：企業所剩不多的準備時間

歐盟深知此機制的顛覆性，因此設計了一個逐步實施的時間表。從2023年10月1日至2025年底，是所謂的「過渡期」。在此期間，歐盟進口商只需提交報告，詳述其進口產品的數量、原產地以及內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尚不需支付任何實際費用。這段時期的主要目的，是讓全球的出口商和歐盟的進口商熟悉數據收集與申報的流程，並為歐盟執委會提供精算未來實際碳成本的依據。然而，這短暫的緩衝期正迅速流逝。從2026年1月1日起，CBAM將正式進入「實質課徵期」。屆時，進口商必須根據前一年的進口產品碳排放總量，購買並繳交等量的CBAM憑證。若出口國本身已實施碳定價機制（例如台灣即將於2025年開徵的碳費），出口商在該國已支付的碳成本可以抵減其在歐盟應繳的CBAM費用。這也解釋了為何全球各國，包括台灣在內，都在加速建立自己的碳定價體系，以避免國內產業的利潤以「碳關稅」的形式流向歐盟。

衝擊波直達亞洲：台日鋼鐵與鋁業的「碳焦慮」

對於高度依賴出口的亞洲製造業來說，CBAM無疑是一道嚴峻的綠色壁壘。鋼鐵與鋁業作為傳統的能源密集型產業，其生產過程，特別是採用高爐（Blast Furnace）煉鋼或電解法煉鋁的傳統製程，本身就伴隨著大量的碳排放。在這場全球性的產業淘汰賽中，台灣、日本和美國的企業正站在不同的起跑點上。

台灣的挑戰：以中鋼為例的轉型壓力

台灣的鋼鐵業龍頭——中國鋼鐵（中鋼），其處境完美地詮釋了台灣製造業面臨的「碳焦慮」。中鋼目前仍高度依賴傳統的高爐-轉爐（BF-BOF）製程，這種以煤炭和鐵礦石為主要原料的生產方式，雖然產量大、成本相對穩定，但碳排放強度也相對較高。根據估算，高爐製程每生產一噸粗鋼，約產生1.8至2.2噸的二氧化碳。相較之下，以廢鋼為主要原料的電弧爐（EAF）製程，碳排放僅為高爐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雖然中鋼已積極投入「高爐添加還原鐵」、「鋼化聯產」等減碳技術，並規劃長期轉向氫能煉鋼，但這些技術的成熟與大規模商業化應用仍需要漫長的時間與鉅額的資本投入。2025年台灣即將開徵的碳費，對中鋼而言已是第一層壓力；而2026年歐盟CBAM的正式收費，則是第二層更直接的衝擊。中鋼不僅需要精準盤查自身產品的碳足跡，還必須向上游的原料供應商追溯，建立一套完整的碳數據管理體系。這不僅是技術挑戰，更是管理思維的徹底革新。若無法有效降低產品的碳含量，未來中鋼的產品在歐洲市場將面臨高昂的CBAM成本，直接削弱其與採用更潔淨製程的競爭對手（如美國的電爐鋼廠）的競爭力。

日本的應對：日本製鐵與JFE的「綠色鋼鐵」競賽

與台灣情況類似，日本的鋼鐵巨頭如日本製鐵（Nippon Steel）和JFE控股，同樣以高爐製程為主。然而，日本企業在應對氣候變遷的戰略佈局上，似乎展現了更強的企圖心與更快的行動力。日本製鐵早已將「碳中和願景2050」作為其核心戰略，並公開了明確的技術路線圖，包括開發超大型電弧爐、大規模應用碳捕捉、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以及最終目標——實現100%氫能煉鋼。JFE也同樣在「綠色鋼鐵」領域投入巨資，積極研發碳循環高爐技術。日本政府透過提供大量的研發補助和政策支援，全力推動這場鋼鐵業的綠色革命。相較於台灣，日本企業的優勢在於其深厚的技術積累、完整的國內工業體系支援，以及政府與企業間更緊密的協同作戰。他們清楚地認識到，CBAM不僅是貿易壁壘，更是一個重新定義產業領導地位的契機。誰能率先量產低碳甚至零碳的「綠色鋼鐵」，誰就能在未來的全球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

美國的盤算：貿易保護下的雙重優勢？

在這場賽局中，美國的鋼鐵業似乎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首先，美國的鋼鐵生產結構與亞洲有顯著不同。其電弧爐（EAF）煉鋼的佔比遠高於台灣和日本，目前已超過七成。電弧爐主要使用回收廢鋼，並以電力為能源，因此其碳排放強度先天就遠低於高爐。其次，美國的發電結構中，天然氣與再生能源的比例持續上升，意味著電弧爐所使用的電力也越來越「綠」，進一步降低了產品的碳足跡。此外，美國近年來實施的「232條款」等貿易保護措施，已經為本土鋼鐵業築起了一道高牆，限制了進口鋼鐵的競爭。如今，歐盟的CBAM機制，在某種程度上為美國的低碳鋼鐵產品創造了新的出口優勢。相對於需要支付高額CBAM憑證的亞洲高爐鋼材，美國的電爐鋼材進入歐盟市場的「碳成本」顯然更低。因此，CBAM對美國而言，不僅不是威脅，反而可能成為其在全球鋼鐵貿易中，對抗亞洲競爭對手的一項意想不到的利器。

跨越綠色壁壘：非歐盟企業的必修課

面對這道由數據和規則構成的綠色高牆，所有希望與歐洲繼續做生意的非歐盟企業，都必須重新學習一套新的商業語言。過去模糊的「企業社會責任」口號，如今必須轉化為精密到小數點後六位的碳排放數據。這不僅僅是提交幾份報告那麼簡單，而是一場由上而下的企業營運模式重塑。

不只是填表格：從數據申報到供應鏈碳盤查

CBAM過渡期的核心要求，就是數據申報。企業必須建立一套能夠準確追蹤、計算並驗證其產品碳含量的系統。這意味著企業的內部碳盤查（ISO 14064-1）和產品碳足跡（ISO 14067）將從「加分項」變為「必選項」。挑戰在於，產品的碳足跡不僅包含企業自身的直接排放（範疇一）和能源使用的間接排放（範疇二），更關鍵的是，還必須追溯整個供應鏈上游所有原物料、零組件的碳排放（範疇三）。對於一家鋁製品加工廠來說，它不僅要計算自己工廠的用電和加工過程的排放，還必須向其上游的鋁錠供應商索取其冶煉過程的碳排放數據。這種壓力會像漣漪一樣，從最終產品端，層層向上游傳遞，迫使整個供應鏈上的所有企業都必須具備碳管理的能力。任何一個環節的數據缺失或不準確，都可能導致最終產品無法進入歐…

警訊！2025歐盟新規：沒有這張「綠色門票」，台灣出口貨櫃將卡關

知識觀察家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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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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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市場的大門，正在對那些尚未準備好的企業緩緩關上。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項即將撼動全球供應鏈的最新規定。歐盟近期正式公告，自2025年3月28日起，所有被其「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也就是俗稱的「碳關稅」所涵蓋的產品，唯有通過身分認證的「CBAM授權申報人」才有資格辦理進口。這項看似技術性的行政命令，實質上是歐盟為2026年全面徵收碳關稅所發出的最後通牒，它不僅改變了報關流程，更徹底重塑了國際貿易的遊戲規則。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而言，特別是高度依賴歐盟市場的鋼鐵、鋁製品及扣件等傳統產業，這不啻是平地一聲雷。過去我們談論的「碳足跡」、「永續轉型」等概念，如今已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軟性訴求，銳變為決定訂單有無的剛性門檻。這張名為「授權申報人」的綠色入場券，台灣企業準備好了嗎？

解碼CBAM「授權申報人」：不只是一張門票，更是新的遊戲規則

這項新規定對許多台灣中小企業主來說可能相當陌生，甚至感到困惑。過去數十年，只要產品品質符合客戶要求、價格具備競爭力，就能順利出口到歐洲。然而，CBAM的出現，意味著在傳統的「貨物」與「資金」流動之外，新增了一道看不見卻至關重要的「碳流」審查。而「授權申報人」制度，正是這道審查關卡的守門人。

什麼是「授權申報人」？為何它如此關鍵？

簡單來說，「授權申報人」是唯一獲得歐盟成員國主管機關核可，能夠為進口到歐盟的CBAM納管產品（目前涵蓋鋼鐵、鋁、水泥、化肥、電力及氫氣六大類）提交CBAM申報、並代為採購及繳交碳憑證的法人實體。它就像是一張特殊的「綠色貿易執照」，沒有這張執照，即便你的產品已經運抵鹿特丹或漢堡港，也將無法完成清關，只能滯留港口或面臨退運的命運。

這項制度的關鍵在於責任歸屬。歐盟希望透過這個機制，將複雜的碳排放計算、核實與支付責任，集中到一個受其監管的單一窗口。對於歐盟境內的進口商而言，他們可以直接向所在國的主管機關申請成為授權申博人。但對於成千上萬的台灣出口商來說，情況就複雜得多。如果台灣公司在歐盟境內沒有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就無法直接申請。這意味著，他們必須依賴一位在歐盟設立的「間接報關代理人」（Indirect Customs Representative）來代為申請並履行所有CBAM義務。這名代理人不僅要處理文件，更將與台灣出口商共同承擔法律與財務責任。因此，尋找並建立與一個專業、可靠的歐盟代理人的合作關係，從此刻起，已不再是選項，而是攸關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

迫在眉睫的時間壓力與申請流程

根據歐盟公告，整個審核流程相當嚴謹。主管機關在收到申請後的120天內必須完成審核，若遇複雜情況可再延長30天。為了鼓勵企業提早準備，歐盟還特別設定了一個早期申請的優惠期：若能在2025年6月15日前提交申請，審查期限可放寬至180天。這看似充裕的時間，實則暗藏玄機。申請文件除了基本的公司登記資料（如EORI號碼）與聯絡地址外，還要求提供詳細的財務狀況證明，以確保申請人有能力履行未來購買碳憑證的財務義務。對於需要委託間接代理人的台灣廠商而言，這意味著需要更長的時間進行夥伴的篩選、背景調查、合約談判與資料準備。若等到2025年才開始啟動，極有可能錯過緩衝期，甚至趕不上2026年1月1日CBAM正式進入付費期的時程，屆時將面臨訂單流失的直接衝擊。

風暴核心：CBAM對台灣產業的精準打擊

CBAM的影響範圍並非全面性，而是像一把精準的手術刀，直指高碳排放的基礎工業產品。這對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產業結構，形成了嚴峻挑戰。特別是在鋼鐵與鋁製品領域，台灣是全球重要的供應來源，也是這次CBAM政策下的主要目標。

鋼鐵與鋁製品：台灣出口的重災區

台灣的螺絲、螺帽、扣件等產品，在全球市場上享有「螺絲王國」的美譽，其主要原料便是鋼鐵。同樣地，台灣製造的自行車零件、鋁合金輪圈等，也大量使用鋁材。這些產品長年大量銷往歐盟市場，根據經濟部統計，台灣每年銷往歐盟的鋼鐵及鋁製品總值高達數十億美元。CBAM的實施，意味著這些產品的每一噸出口，都將被貼上一個隱形的「碳標籤」。從2026年起，這個標籤將直接轉化為必須支付的成本。過去，台灣產品的競爭優勢建立在優良的品質、彈性的生產與合理的價格之上。未來，一個新的競爭維度——「低碳」，將成為決定性的勝負手。那些無法有效降低產品碳含量、或無法清晰核算碳足跡的企業，其產品報價將被迫疊加高昂的碳成本，在歐洲市場上瞬間失去競爭力。

從「碳足跡」到「真金白銀」：成本如何疊加？

CBAM的成本計算機制，是台灣企業主必須理解的核心。其基本邏輯是「拉平國內外碳價差距」。未來，歐盟的授權申報人需要為進口的CBAM產品，購買等同於其內含碳排放量的「CBAM憑證」。憑證的價格將與歐盟自身的碳交易市場（EU ETS）價格連動，近年來，該價格長期在每噸二氧化碳60至80歐元之間徘徊。然而，歐盟也提供了一項抵減條款：如果該產品在原產國已經支付了相關的碳成本（例如碳稅或碳費），則該部分金額可以在歐盟端獲得扣抵。這正是台灣目前正在規劃的「碳費」制度，能否有效對接歐盟的關鍵所在。若台灣的碳費標準遠低於歐盟，或其徵收與核算體系不被歐盟承認，那麼台灣出口商仍需在歐盟補繳高額的差價。這場從「碳足跡盤查」到「真金白銀支付」的轉變，正冷酷地考驗著企業的成本控管與綠色轉型能力。

他山之石：日本與台灣的碳定價競賽

面對歐盟掀起的這場綠色貿易革命，全球主要製造國無不嚴陣以待。其中，產業結構與台灣相似、同為出口導向的日本，其應對策略尤其值得我們借鏡與深思。這場競賽不僅是企業之間的競爭，更是國家層級的產業政策與氣候治理能力的對決。

日本的「GX聯盟」與雙軌並行策略

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識到，單靠企業各自為政，難以應對CBAM帶來的系統性衝擊。由經濟產業省（METI）主導，日本成立了「綠色轉型（Green Transformation, GX）聯盟」，集結了國內頂尖的製造業、金融業及研究機構，共同擘劃國家級的減碳路徑圖。在碳定價方面，日本採取了更為穩健的「雙軌並行」策略。一方面，他們將從2026年開始試行自願性的排放權交易體系（ETS），讓企業先行適應市場化的碳價機制；另一方面，規劃在2028年左右，針對化石燃料進口商開徵「碳附加費」（Carbon Levy）。這種先產業自主、後政府介入的模式，給予了企業更長的緩衝期與更大的彈性，旨在以國家隊的形式，系統性地提升日本製造業的低碳競爭力，並確保其國內碳價體系未來能最大程度地與歐盟CBAM機制對接，減少雙重課徵的損失。

台灣的「碳費先行」：挑戰與機遇

相較之下，台灣目前由環境部主導的策略是「碳費先行」。其規劃是針對國內年排放量達2.5萬噸以上的排碳大戶，依其排放量徵收碳費。這項制度立意良善，是台灣邁向淨零轉型的重要一步。然而，在CBAM的壓力下，這套制度面臨著兩大嚴峻挑戰。第一是「費率問題」。目前產官學界討論的碳費起徵點，可能落在每噸新台幣300至500元之間，與歐盟ETS每噸動輒超過新台幣2000元的價格相比，存在巨大落差。這意味著即便繳了國內碳費，出口到歐盟的產品仍可能需要補繳高額的差額。第二是「國際承認問題」。台灣的碳費制度設計，從盤查、報告、查證（MRV）的嚴謹度，到資金的具體用途，是否能完全符合歐盟的標準並獲得承認，仍存在不確定性。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不僅考驗著政府的政策智慧與執行力，更直接關係到台灣出口產業的未來命脈。

企業的生存之道：從被動合規到主動佈局

面對步步進逼的CBAM新規範，台灣企業已無迴避的空間。消極等待或心存僥倖，只會被市場淘汰。唯有化被動為主動，將合規壓力轉化為轉型動力，才能在這場全球性的綠色供應鏈重組中找到新的定位。企業應立即採取三大步驟，進行系統性佈局。

第一步：立即盤點碳排，尋找合格代理人

這是最基礎也最急迫的行動。企業必須立即著手對自家銷往歐盟的產品進行全面的碳足跡盤查，從原物料開採、製造加工、到運輸的每個環節，都必須有清晰的數據。這不僅是為了應對過渡期的申報要求，更是未來計算碳成本、鑑別減排熱點的基礎。與此同時，必須火速啟動尋找歐盟間接報關代理人的工作。這不只是找一家報關行，而是尋找一個能共同承擔法遵風險、精通歐盟法規的長期戰略夥伴。企業應透過產業公會、國際顧問公司等多方管道，建立候選名單，並展開嚴格的背景審查與合作談判。

第二步：加速低碳轉型，將碳成本轉為競爭力

從長遠來看，支付碳費或購買碳憑證都只是消極的成本支出。真正的贏家，是那些能從根本上降低產品碳含量的企業。投資製程改善、採用再生能源（例如建置廠房屋頂太陽能或購買綠電）、導入循環經濟模式以減少原物料消耗，這些過去被視為「高成本」的綠色投資，在CBAM的框架下，將直接轉化為企業的價格優勢與市場競爭力。當競爭對手的報價因包含高昂碳稅而上漲時，你的低碳產品就能脫穎而出，贏得更多訂單。

第三步：密切關注國內政策，爭取最大抵減效益

企業除了自身努力，也應積極關注並參與台灣碳費制度的發展。透過產業公會等管道，向政府反映業界在對接歐盟CBAM時遇到的實際困難與需求，力求國內的碳定價機制在設計上能最大化地被歐盟承認，為台灣產品爭取最有利的抵減條件。這不僅是為單一企業節省成本，更是維護台灣整體出口競爭力的關鍵一環。

總結而言，歐盟「授權申報人」制度的正式落地，是碳關稅時代來臨前最明確的信號彈。它宣告了那個僅憑價格與品質就能縱橫全球市場的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新的、以「碳」為核心計價單位的貿易秩序正在形成。對於台灣的出口產業鏈來說，這是一場嚴峻的淘汰賽，也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升級契機。能否在這場變局中化險為夷，考驗的不僅是企業的應變速度，更是整個台灣社會對永續轉型的前瞻與決心。行動，必須從現在開始。

歐盟訂單歸零警告：一顆台南螺絲，教你算懂救命的「產品碳足跡」

台股產業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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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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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來自歐洲的帳單，正悄悄地寄送到台灣各個工業區的廠房，這不是採購單，也不是催款函，而是一張「碳帳單」。自2023年10月起，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過渡期正式啟動，為全球供應鏈投下一顆震撼彈。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而言，這不僅是一項新的貿易壁壘，更是一場攸關存亡的綠色轉型壓力測試。特別是那些隱身在南台灣鄉間，撐起全球供應鏈的數千家金屬製品、螺絲螺帽等中小企業，過去憑藉著彈性、成本優勢打天下的模式，如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當客戶的詢價單上，除了價格、交期，還多了一欄「產品碳含量」時，許多老闆才猛然驚覺，那個過去只在新聞上聽到的「碳盤查」，已經成為決定訂單去留的關鍵。這場風暴的核心問題很簡單，卻也極為複雜：我的產品，究竟含有多少「碳」？這篇文章將透過一個具體的案例，模擬一間位於台南的螺絲工廠，帶領讀者一步步拆解CBAM的計算邏輯，從中探討台灣中小企業的應對之道，並借鏡美、日同業的經驗，看這場碳賽局中誰能掌握先機。

拆解碳足跡：從一顆台南螺絲看懂CBAM的計算邏輯

想像一下，台南歸仁區一間名為「沙崙螺絲工廠」的中小企業，長年以來專門生產各類螺絲。某天，一位歐洲的A客戶前來洽談一筆六角法蘭螺絲的訂單，數量為62,500顆，總重恰好一公噸。然而，這位客戶提出了一個過去從未有過的要求：「請提供這批螺絲的產品碳含量報告。」這句話，正式宣告了傳統製造業的遊戲規則已經改變。面對這項挑戰，沙崙螺絲工廠必須像個偵探一樣，鉅細靡遺地追溯這顆小螺絲從無到有的完整生命歷程，並將其間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化。這整個過程，就是所謂的「產品碳足跡盤查」。

第一步：畫出你的「碳地圖」—— 界定盤查邊界與製程

要計算一顆螺絲的碳含量，首先必須釐清它的「製造履歷」。這就像畫一張地圖，標示出從原料到成品的每一個站點。對沙崙工廠的這顆螺絲來說，它的旅程如下：

1. 原料取得：工廠向上游供應商採購「球化線材」作為主要原料。這種線材本身是經過粗抽、球化、酸洗、精抽等多道工序製成的鋼材。
2. 廠內加工：採購來的線材在沙崙工廠內部，會經過兩道主要製程：

螺絲鍛造成型（打頭）：將線材裁切並打出螺絲頭部的基本形狀。
螺絲輾牙（搓牙）：在螺絲桿上滾壓出螺紋。

3. 委外處理：部分專業製程會外包給協力廠商處理：

熱處理：為了增加螺絲的硬度與強度。
電鍍：在螺絲表面鍍上一層鋅，以防鏽蝕。

4. 包裝出貨：最後，完成品經過檢測、包裝後入庫，準備出貨。

這張「製程地圖」至關重要，因為它定義了我們需要盤查的「邊界」。CBAM的核心精神，就是要計算出產品在交付到歐盟邊境前，其整個生產鏈所產生的所有相關碳排放。這意味著，不僅是沙崙工廠自己廠內的活動要計算，連上游原料供應商的碳排，以及委外加工廠的碳排，都必須被納入考量。

第二步：揪出隱藏的碳排—— 直接排放 (Scope 1) 與間接排放 (Scope 2)

在確定了盤查邊界後，下一步就是要識別出每個製程中會產生溫室氣體的活動。根據國際通用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企業的排放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但在CBAM的現行規範下，我們最需要關注的是前兩類，以及一項特殊的「上游原料」排放：

直接排放（Scope 1）：來自於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工廠鍋爐燃燒天然氣、柴油等化石燃料所產生的排放。在沙崙的案例中，委外熱處理廠使用的天然氣，就屬於其協力廠的直接排放。
間接排放（Scope 2）：來自於公司向外部購買的電力、蒸汽、熱或冷源所產生的排放。簡單來說，就是「用電的碳排放」。沙崙工廠廠內的打頭、搓牙機台，以及委外電鍍廠所消耗的電力，都屬於此類。
特殊的「前驅物」排放：這是CBAM計算中最具挑戰性的一環。歐盟規定，如果你的產品使用了某些特定的上游原料（稱為「前驅物」，precursors），你必須將這些原料在製造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也一併計入你的產品碳含量中。對沙崙工廠而言，向上游購買的「球化線材」就是最關鍵的前驅物。這等於是要求沙崙工廠，必須去追溯並取得其供應商的碳排數據，這也正是CBAM將碳管理的壓力沿著供應鏈向上傳遞的機制設計。

總結來說，要計算一顆螺絲的總碳含量，我們需要將「廠內製程的Scope 1 & 2」、「委外製程的Scope 1 & 2」以及「上游原料的Scope 1 & 2」全部加總起來。這徹底顛覆了以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思維，迫使整條供應鏈必須透明化、數據化。

實戰演練：跟著顧問一步步計算螺絲的「含碳量」

現在，讓我們化身為碳盤查顧問，利用實際數據（根據台灣現況進行模擬與驗證），來為沙崙工廠這一公噸的螺絲計算其內含排放量（Embedded Emissions）。在計算前，我們需要一個關鍵數據：電力排碳係數。根據台灣經濟部能源署公布的最新數據（2022年資料），台灣電力公司的電力排碳係數為 0.495 公斤 CO₂e／度（kWh）。另一個常用數據是天然氣的排放係數，約為 2.0 公斤 CO₂e／立方公尺（m³）。

原料的「身世」：追溯上游供應商的碳排放

這是盤查的第一站。沙崙工廠的球化線材供應商提供了生產每公噸線材的碳排數據：

直接排放 (Scope 1): 1.8220 公噸 CO₂e
間接排放 (Scope 2): 0.6149 公噸 CO₂e

然而，沙崙工廠在「螺絲鍛造成型」製程中，為了生產1公噸的半成品，實際上需要投入1.06公噸的線材（因為過程中會有損耗）。因此，我們必須將原料的碳含量依此比例放大計算：

原料內含Scope 1 = 1.8220 (公噸CO₂e/公噸線材) × 1.06 (公噸線材/公噸產品) = 1.9313 公噸 CO₂e
原料內含Scope 2 = 0.6149 (公噸CO₂e/公噸線材) × 1.06 (公噸線材/公噸產品) = 0.6518 公噸 CO₂e

僅僅是原料的部分，就已經為最終產品帶來了超過2.5公噸的碳排放。這凸顯了供應鏈源頭管理的重要性。

工廠內的碳足跡：鍛造與輾牙製程的耗電計算

接下來是沙崙工廠自己的排放。假設廠內製程無直接燃燒燃料，其排放主要來自於電力消耗（Scope 2）。

螺絲鍛造成型（打頭）：
電力消耗：生產1公噸產品需用電 205 度。
製程Scope 2排放 = 205 (度) × 0.495 (公斤CO₂e/度) ÷ 1000 (公斤/公噸) = 0.1015 公噸 CO₂e
螺絲輾牙（搓牙）：
電力消耗計算：機台運作300秒消耗1度電，生產一顆螺絲需時3秒。總訂單量為62,500顆（1公噸）。
總耗電量 = (3 秒/顆 × 62,500 顆) ÷ (300 秒/度) = 625 度。
製程Scope 2排放 = 625 (度) × 0.495 (公斤CO₂e/度) ÷ 1000 (公斤/公噸) = 0.3094 公噸 CO₂e
此製程使用的原料是上一階段鍛造後的半成品，假設投入1.05公噸半成品產出1公噸最終產品，我們也需將上一階段的碳含量乘上此比例。

外包的挑戰：熱處理與電鍍的碳排歸屬

最後，是委外加工的部分。這同樣需要向協力廠商索取數據。

委外熱處理：
能源消耗：處理1公噸螺絲需使用 75 立方公尺的天然氣。
製程Scope 1排放 = 75 (m³) × 2.0 (公斤CO₂e/m³) ÷ 1000 (公斤/公噸) = 0.1500 公噸 CO₂e
此製程無顯著電力消耗，故Scope 2為0。
委外電鍍：
電力消耗：電鍍1公噸螺絲需用電 250 度。
製程Scope 2排放 = 250 (度) × 0.495 (公斤CO₂e/度) ÷ 1000 (公斤/公噸) = 0.1238 公噸 CO₂e
此製程無直接燃燒燃料，故Scope 1為0。

總結：一顆螺絲的完整碳履歷

現在，我們可以將所有分項的碳排放加總，得出這一公噸螺絲的完整碳履歷。為簡化說明，我們將各階段的碳含量累加：

總直接排放 (Total Scope 1) = 原料內含Scope 1 + 熱處理Scope 1 = 1.9313 + 0.1500 = 2.0813 公噸 CO₂e
總間接排放 (Total Scope 2) = 原料內含Scope 2 + 鍛造Scope 2 + 輾牙Scope 2 + 電鍍Scope 2 = 0.6518 + 0.1015 + 0.3094 + 0.1238 = 1.1865 公噸 CO₂e

因此，沙崙工廠要回報給歐洲A客戶的數據是：生產每公噸的六角法蘭螺絲，其內含的直接排放量為2.0813公噸二氧化碳當量，間接排放量為1.1865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未來當CBAM開始徵收碳關稅時（預計2026年），這些數字將直接與客戶需要支付的成本掛鉤。這個計算過程雖然繁瑣，但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在碳有價的時代，不了解自身產品碳含量的企業，將在國際貿易中寸步難行。

產業借鏡：美、日、台「螺絲霸主」的低碳賽局

一顆小小的螺絲，串起了全球的供應鏈，也映照出不同國家產業結構應對低碳挑戰的差異。台灣、日本與美國，都是全球扣件（Fastener）產業的重要玩家，但其樣貌與策略卻大相逕庭。

台灣「螺絲王國」的集體焦慮與轉型契機

台灣素有「螺絲王國」的美譽，產業聚落高度集中在高雄岡山、台南歸仁一帶，形成了緊密、高效的產業生態系。這個體系以大量的中小企業為主，如指標性大廠春雨、三星，以及數以千計的「黑手頭家」。其優勢在於彈性高、交期快、成本控制能力強。然而，CBAM的到來，正衝擊著這個模式的核心。中小企業普遍缺乏碳盤查的專業知識與資源，更遑論要求上游、周邊的協力廠提供精確的碳排數據。這形成了「集體焦慮」：大家都知道該做，卻不知從何做起。然而，危機也是轉機。這次的外部壓力，正可以成為推動整個產業聚落進行數位轉型與綠色升級的契機。若能由政府或公協會帶頭，建立產業共通的碳排放係數資料庫、提供簡易的盤查工具，並輔導企業進行設備更新（如更換節能馬達、導入智慧電錶），將能化被動的合規要求為主動的競爭力提升。

日本「職人精神」的精準減碳之路

日本的扣件產業，則展現了不同的面貌。相較於台灣專注於標準品的大量生產，日本企業如Nifco、Aoyama Seisakusho等，更擅長供應汽車、電子、航太等高附加價值產業所需的特殊規格、高精密度扣件。這種「職人精神」（Monozukuri）不僅體現在產品品質上，更延伸到生產管理的每個細節。日本企業早已將「改善」（Kaizen）文化深植於日常營運，持續追求能源效率的提升與廢料的減少。此外，由於其客戶多為豐田、索尼等國際級大廠，日本供應商早已被納入這些大客戶的綠色供應鏈管理體系中，對於產品生命週期評估（LCA）與碳足跡計算並不陌生。他們應對CBAM的策略，將更側重於如何透過製程優化、材料創新（如使用綠鋼、回收材料）來進一步降低既有的碳含量，以維持其在高階市場的領導地位。

美國的規模化與供應鏈整合優勢

美國的扣件產業則呈現規模化與集團化的特徵。如Illinois Tool Works (ITW)、Precision Castparts Corp (PCC) 等巨型企業，透過不斷的併購，整合了從原料到終端應用的完整價值鏈。他們的優勢在於龐大的內需市場（特別是航太、國防、汽車工業），以及強大的系統整合與合規能力。對於這些大型集團而言，CBAM更像是一個系統性的合規挑戰，而非生存危機。他們擁有專業的團隊與充足的資源來建立碳數據管理系統，並能利用其市場力量，要求全球供應商配合提供數據。他們的挑戰可能不在於「能不能算」，而在於如何高效、準確地管理旗下成千上萬種產品與供應商的龐大數據流。美國企業的應對方式，可能是透過科技手段，例如導入基於物聯網（IoT）與區塊鏈技術的供應鏈碳追溯平台，來實現自動化、可信的碳盤查。

結論：碳盤查不是成本，而是未來市場的入場券

從一顆台南螺絲的碳足跡計算，到美、日、台產業巨頭的策略佈局，我們可以看到，歐盟CBAM掀起的漣漪，正快速擴散成席捲全球製造業的浪潮。對台灣廣大的中小企業主而言，這條碳盤查之路或許充滿了未知與挑戰，甚至會被視為一筆額外的營運成本。然而，我們必須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不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必答題。

能清楚計算並揭露產品碳含量的能力，在未來將不再是「加分項」，而是進入全球市場，特別是重視永續的歐美市場的「基本資格」。它就像產品的品質認證或安規標章一樣，是一張不可或缺的入場券。開始盤查，是企業誠實面對自身環境衝擊的第一步；而從盤查數據中找出減碳熱點，進而推動製程改善、能源轉型，才是真正將合規壓力轉化為內生競爭力的關鍵。這場綠色賽局已經鳴槍起跑，那些能率先掌握自身「碳密碼」的企業，不僅能穩住眼前的訂單，更將贏得通往未來永續商機的黃金門票。

忘掉晶片戰爭！AI的下半場是「電力」：揭密美日聯手千億美元的能源新賽局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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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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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投資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輝達（Nvidia）飛漲的股價與AI晶片的下一次技術突破時，一場更為龐大、更為基礎的寧靜革命，正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悄然醞釀。這場革命無關演算法的精妙或晶片算力的強大，而是關乎一個更古老、更根本的問題：電。人工智慧的崛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著全球的電力，催生出一股巨大的「電力焦慮」，而這份焦慮，正成為驅動下一波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的核心引擎。一個由美國主導、日本深度參與，總規模可能觸及數千億美元的能源與電力基礎設施投資浪潮，已經正式拉開序幕。這不僅是地緣政治下的產業結盟，更預示著全球供應鏈的再次重構，對於身處半導體製造核心的台灣而言，這既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也是一場不容忽視的警訊。

AI的「電力焦慮」：引爆全球基礎設施革命

我們正處於一個矛盾的時代。一方面，AI的發展正將人類社會推向數位化的新高峰；另一方面，支撐這一切的物理世界基礎——能源，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最新預測，全球資料中心的總電力消耗量，預計將從2022年的460兆瓦時（TWh），在2026年飆升至超過1000兆瓦時，增長超過一倍。這個數字相當於整個日本或德國一年的用電量。這驚人的增長，主要來自於AI模型訓練和推理所需的大量高功率GPU集群。一個大型AI資料中心的耗電量，動輒相當於數十萬戶家庭的總和，它們是名副其實的「電力巨獸」。

這種指數級增長的電力需求，已遠遠超出全球現有電網的負荷能力。傳統電網的擴建速度，完全跟不上資料中心建設的腳步，導致許多科技巨頭的AI發展計畫，面臨「有腦無電」的窘境。亞馬遜雲端服務（AWS）就曾指出，電力供應已成為其全球擴張的最大瓶頸。這場由AI點燃的電力危機，正迫使各國政府與產業巨頭重新思考能源的未來，並催生出一條全新的產業價值鏈，其核心不再是晶片或軟體，而是穩定、龐大且低碳的電力供應。在這場競賽中，誰能掌握能源，誰就將掌握AI時代的最終話語權。

美日聯手：一場數千億美元的能源豪賭

為了應對這場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機，並確保其在全球AI競賽中的領先地位，美國正聯合其最關鍵的亞洲盟友——日本，共同擘劃一項宏大的基礎設施升級計畫。這項合作涵蓋了從最上游的能源發電、中游的電網傳輸，到下游的關鍵零組件供應，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生態系。

能源命脈：從傳統核電到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

計畫的核心，是建立新一代的發電設施，以滿足AI資料中心7天24小時不間斷的龐大電力需求。其中，核能重新成為焦點。美國核能巨頭西屋電氣（Westinghouse）計畫興建其先進的AP1000核反應爐，甚至更具前瞻性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預計將引入三菱重工、東芝等日本供應商。與此同時，奇異（GE Vernova）也將與日立（Hitachi）合作，推動其BWRX-300型號的SMR建設。這兩大核能計畫的潛在規模，合計就可能高達2000億美元。

對於台灣讀者而言，SMR或許是個相對陌生的概念。傳統核電廠如同大型中央廚房，規模龐大、建設週期長。而SMR則像是可以靈活部署的「模組化廚房」，功率較小、安全性更高，且可以在工廠預製，再運到現場組裝，大幅縮短了建設時間。這種特性使其非常適合直接為大型工業區或資料中心集群提供專屬、穩定的基載電力。這與台灣目前熱議的核電延役議題，以及台電公司面臨的供電壓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美日已經開始布局下一代核能技術來支援未來產業發展時，台灣的能源政策無疑需要更具前瞻性的思考。

電網升級：看不見的工程巨獸與台灣的隱形冠軍

有了發電來源，下一個挑戰是如何將電力高效、穩定地輸送到資料中心。這需要對老舊的電網進行全面升級，而這正是美國工程總承包（EPC）巨頭的舞台。諸如貝泰（Bechtel）、基威特（Kiewit）等公司，是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隱形巨獸」。它們負責從設計、採購到施工的全過程，業務遍及發電廠、變電站、高壓輸電系統等。這就好比台灣的工程巨擘中鼎工程（CTCI），但在規模和全球布局上更為龐大。這些公司將承接數百億美元的專案，對整個電網進行現代化改造。

在這次電網升級中，一項關鍵技術是高壓直流（HVDC）輸電。傳統的交流電在長距離傳輸時損耗較大，而HVDC能以更低的損耗，將數千公里外（例如偏遠地區的太陽能或風力發電場）的電力，精準輸送到需要大量電力的都會區資料中心。這項技術的普及，將極具利多相關的電力設備供應商，例如奇異、日立、三菱電機等。台灣在這方面也並非毫無機會，像台達電在電源管理與轉換器領域深耕多年，而華新麗華、大亞等電線電纜公司，也都是這波電網升級浪潮中潛在的受惠者。

日本供應鏈大軍壓境，台灣科技業的機遇與挑戰

在這場美日能源聯盟中，日本企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軍火庫」角色。從發電設備、變電站系統，到資料中心內部使用的精密電子元件，日本供應鏈幾乎無處不在。這對以電子代工和零組件製造見長的台灣產業，帶來了直接的競爭與合作命題。

例如，在電力系統方面，東芝、日立和三菱電機將提供變壓器、不斷電系統（UPS）、IT散熱系統等關鍵設備。這些領域，恰好也是台灣企業如台達電、光寶科、旭隼等公司的優勢所在。而在更基礎的電子元件層面，日本企業的實力更是驚人。村田製作所（Murata）將提供其全球領先的多層陶瓷電容（MLCC），這直接挑戰台灣的國巨（Yageo）；TDK將供應先進的電源模組；藤倉（Fujikura）則提供光纖電纜。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能源儲存系統（ESS）。隨著再生能源佔比提高，電網的穩定性變得至關重要。松下（Panasonic）和村田都將憑藉其在鋰電池領域的深厚積累，提供大型電池儲能模組，用於電網的備用電源和穩定頻率。這與台灣近年來積極發展儲能產業的趨勢不謀而合，台泥集團旗下的能元科技、台達電等，都是這個領域的積極參與者。

這場供應鏈的競逐，對台灣企業而言，意味著雙重格局。一方面，日本企業憑藉其長期的技術積累和與美國市場的深厚關係，在這波基礎設施浪潮中佔據了先機，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這也揭示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缺口。美國在尋求供應鏈多元化與韌性的過程中，不可能完全依賴單一國家。台灣企業若能憑藉其優異的成本控制、彈性的生產能力以及在半導體產業鏈中建立的信譽，積極切入變壓器、電源模組、散熱解決方案、儲能系統等領域，將有機會在這場數千億美元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結論：台灣在「電力盤」上的下一步棋

AI革命的上半場，是晶片與算力的競賽，台灣憑藉台積電和完整的伺服器供應鏈，站上了世界之巔。然而，AI革命的下半場，賽道正在轉向能源與電力的基礎設施，這是一場關於「物理世界」的硬仗。美日聯手的大規模投資計畫，清晰地勾勒出了未來十年的產業地圖：AI的發展，將深度綁定於能源的革新。

對於台灣的投資人與企業家而言，這意味著必須將視野從伺服器機櫃內部，擴展到整個資料中心的電力供應系統，甚至是更宏觀的國家級電網。過去我們關注的是鴻海、廣達、緯創，未來我們需要同樣關注中鼎、台達電、東元、華城等在電力基礎設施領域的「重裝部隊」。

這場由AI引爆的電力賽局，不僅是技術的挑戰，更是國家級的戰略布局。台灣擁有全球最頂尖的半導體產業，卻也面臨著地緣政治和能源自主的雙重壓力。如何在這波全球基礎設施升級的浪潮中，找到自身不可替代的戰略位置，將台灣在「矽島」的優勢，延伸到「電島」的韌性，不僅是企業生存發展的課題，更是關乎台灣未來二十年產業競爭力的關鍵一棋。這盤棋，已經開始，而所有的玩家，都必須儘快就位。

美股：別只看輝達(NVDA)！日本正用千億美元聯手美國，打造一條沒有台灣的AI供應鏈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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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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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別只看輝達(NVDA)！日本正用千億美元聯手美國，打造一條沒有台灣的AI供應鏈

一股前所未見的資本洪流，正從日本湧向美國，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已遠非單純的商業投資所能解釋。這是一場橫跨能源、人工智慧、半導體到國防工業的全面性戰略佈局，總金額高達數千億美元，深刻地預示著全球供應鏈的板塊挪移，以及一個以美日為核心的新工業同盟正在悄然成形。對於身處全球科技供應鏈樞紐的台灣而言，這不僅是他國的宏大敘事，更是直接攸關自身未來的危局與轉機。當昔日的合作夥伴與競爭對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我們最重要的終端市場進行深度綁定時，我們必須問：這股浪潮將把台灣帶向何方？

能源轉型與核電復興：美國基礎建設的日本新引擎

美國龐大而老舊的基礎設施，尤其是電力系統，正迎來一場由日本資本主導的「再工業化」。此次投資的核心，直指美國最迫切的能源轉型與電網穩定需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對核能發電的巨額押注。日本企業承諾投入數千億美元，與美國老牌核電巨頭西屋電氣(Westinghouse)合作，在美國本土建造新一代的AP1000反應爐，並與奇異日立(GE Vernova-Hitachi)共同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s)的商業化進程。

這背後有多重戰略意涵。首先，SMRs被視為解決未來AI資料中心龐大耗電量的關鍵技術，它們佔地小、建設週期短，能更靈活地為高耗能產業提供穩定、低碳的基載電力。其次，日本本身在2011年福島核災後，核電產業在國內發展受阻，但其積累的技術與工程實力亟需出口。如今，透過協助美國實現能源獨立與淨零碳排目標，日本不僅找到了技術輸出的新藍海，更深化了與美國在國家能源安全層面的戰略互信。

這場景對台灣而言並不陌生。台灣同樣面臨電網韌性不足、能源轉型路徑顛簸的挑戰。當我們還在為核電存廢、綠能佔比爭論不休時，美日已經務實地將新一代核能視為穩定高科技產業命脈的「壓艙石」。觀察三菱重工、日立等日本企業如何整合工程、採購、建造(EPC)能力，輸出整套能源解決方案，對比台灣的中鼎集團(CTCI)等工程公司，思考如何從單純的設備供應商或承建商，轉型為能參與國際大型能源基礎建設的系統整合者，將是重要的課題。日本企業的動向也揭示，全球能源基礎建設的商機，已不再是傳統的火力或再生能源，而是涵蓋核能、儲能、高壓直流輸電(HVDC)等更複雜的系統性工程，台灣電力公司(Taipower)與相關供應鏈必須加速提升自身技術儲備，以應對這場全球性的能源變革。

AI競賽的軍備競賽：從資料中心到光纖的全面佈局

如果說能源是底層基礎，那麼人工智慧(AI)基礎設施就是這波投資潮中最閃亮的明星。大眾普遍將AI競賽的焦點放在輝達(NVIDIA)的晶片上，但實際上，一場圍繞資料中心「軍備競賽」的實體建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日本企業的投資，精準地切入了AI硬體設施的每一個關鍵環節。

從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承諾投入數十億美元，為美國資料中心供應電力系統與冷卻設備，到TDK提供先進電源模組，再到古河電工(Fujikura)加碼生產光纖電纜，這張投資藍圖清晰地描繪出一個事實：AI的算力不僅僅是晶片，更是海量的電力、極致的散熱與超高速的傳輸。每一個環節的瓶頸，都可能讓昂貴的GPU晶片英雄無用武之地。

這對台灣的啟示尤為深刻。台灣是全球AI伺服器的製造心臟，廣達、緯創、英業達等ODM廠商掌握了全球絕大部分的伺服器組裝業務。然而，日本企業正從另一個維度切入賽道——他們不做伺服器整機，而是專注於那些決定資料中心運行效率與穩定性的「周邊基礎設施」。這是一種「賣軍火」的思維，無論哪家雲端服務商(CSP)或AI公司贏得市場，都需要這些底層的電力、散熱與通訊支援。

台灣的散熱解決方案供應商，如奇鋐(Auras)、雙鴻(Sunon)，近年來因AI伺服器對液冷散熱的需求而備受矚目。但日本的投資顯示，競爭已從單一元件延伸到整個資料中心的熱管理系統。台灣廠商必須思考，如何從提供風扇、散熱模組，升級到能為大型資料中心提供整合式、更節能的冷卻方案。同時，台達電(Delta Electronics)在電源管理領域的長期積累，使其在全球資料中心電源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未來將直接面對來自三菱電機等日本巨頭在美國市場的競爭與合作。這是一場高價值的競賽，誰能提供更穩定、高效且節能的整體解決方案，誰就能在AI時代的基礎建設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電子王國的再平衡：日系供應鏈的「美國製造」新篇章

過去數十年，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以亞洲為中心，形成高效但脆弱的「即時生產」(Just-in-Time)體系。如今，地緣政治風險與疫情後的斷鏈教訓，正驅動一場以「安全」為核心的供應鏈重組。日本電子零組件巨頭的赴美設廠，是這場大變革中最具體的縮影。

被動元件龍頭村田製作所(Murata Manufacturing)計畫斥資百億美元在美生產積層陶瓷電容(MLCC)等關鍵元件；松下(Panasonic)也將擴大在美的電池與電子裝置產能。這些看似微小的零件，卻是所有電子產品不可或缺的「工業之米」。村田的MLCC產量佔全球四成，其動向足以牽動整個產業神經。

他們為何選擇成本高昂的美國？答案是「供應鏈韌性」與「貼近客戶」。隨著半導體晶圓廠、電動車工廠紛紛在美國落地，這些上游的關鍵零組件也必須就近供應，以縮短物流時間、降低斷鏈風險，並滿足美國政府對「在地製造」的要求。這標誌著日本企業正從過去的「亞洲製造、出口全球」，轉向「在地區域製造、供應區域市場」的新模式。

這對台灣的電子零組件產業構成了直接的挑戰與機會。以被動元件為例，台灣的國巨(Yageo)、華新科(Walsin Technology)是全球市場上僅次於村田的玩家。村田在美國設廠，意味著未來北美市場的客戶，可能會優先採購「美國製造」的MLCC，這對台灣的出口將形成潛在的競爭壓力。然而，這也帶來了新的契機。首先，村田的美國工廠需要大量的上游原物料、生產設備與化學品，這為台灣的相關供應商創造了打入其在地供應鏈的機會。其次，當日本廠商將產能與資源部分轉移至美國，其在亞洲市場的佈局可能出現空缺，這為台灣廠商提供了填補市場、爭取客戶的空間。台灣企業必須更靈活地調整全球佈局，思考是否也需要跟隨客戶的腳步，在北美或東南亞建立生產基地，以「台灣設計、全球製造」的模式應對新的競爭格局。

總結而言，這波由日本資本驅動的美國製造業復興浪潮，是地緣政治、科技變革與經濟安全需求交織下的產物。它不僅僅是資金的流動，更是技術、人才與標準的深度整合，其目標是打造一個排除特定風險、由盟友共同構築的、更具韌性的高科技產業生態系。

對於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不能再用過去三十年全球化分工的思維來看待未來。舊的規則正在被改寫，單純依靠成本優勢與製造效率的時代已經過去。在這場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賽局中，台灣的挑戰在於如何避免被邊緣化，機會則在於如何利用自身在半導體、資通訊產業的既有優勢，嵌入這個以美日為核心的新產業鏈。這意味著企業需要更積極地進行海外佈局、深化與美日客戶的技術合作、並從單純的代工製造，向更高附加價值的系統整合與解決方案提供者轉型。這是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但也是台灣產業在未來十年能否持續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AI油門與貿易戰煞車：為何你的資產配置在2025年必須重新思考？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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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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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正上演一場矛盾的戲碼。一邊是人工智慧（AI）革命引發的基礎建設狂潮，如同踩下猛烈的油門，為成長注入強勁動力；另一邊則是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風險與持續的通膨壓力，構成一道道減速的煞車。在這場油門與煞車的激烈拉鋸中，美國聯準會（Fed）的角色變得異常微妙，其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全球資本市場的敏感神經。對於身處AI浪潮核心的台灣而言，這不僅是全球總體經濟的遠景描繪，更是攸關產業榮枯與個人投資布局的現實課題。究竟是AI的強大動能足以抵銷所有逆風，帶領全球經濟駛向榮景？還是潛伏的風險終將勝出，讓派對戛然而止？

全球經濟的雙重人格：三大油門對決三大煞車

當前全球經濟最顯著的特徵，莫過於其內在的深刻矛盾。驅動成長的引擎聲勢浩大，但阻礙前行的力量同樣不容小覷。理解這三對主要作用力的相互抗衡，是掌握未來市場走向的關鍵。

油門一：AI基礎建設狂潮，這次不一樣的科技泡沫？

2024年以來，全球經濟最亮眼的引擎無疑是AI。由Nvidia、AMD等晶片巨擘，以及微軟、Google、亞馬遜AWS等雲端服務供應商（CSP）領軍的資本支出競賽，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根據最新預測，僅僅是美國科技巨頭，其2026年的資本支出就可能突破4500億美元大關，年增率高達24%。這股強大的投資動能，不僅為半導體和伺服器產業鏈帶來了極高的訂單能見度，也讓人不禁聯想起2000年那場網路泡沫。

然而，歷史雖有相似之處，卻不會簡單重複。與當年許多網路服務供應商（ISP）在缺乏實質現金流的情況下大舉燒錢擴張不同，今日的AI巨頭們擁有極其穩健的財務體質。觀察這些CSP業者的資本支出與自由現金流量圖可以發現，這波投資是建立在強勁的獲利基礎之上，形成了一種「獲利—再投資—更高獲利」的良性循環。例如，甲骨文（Oracle）近期公布的雲端業務剩餘履約價值（RPO）竟高達其過去一年營收的九倍，這意味著其未來的營運成長動能極其強勁。

更重要的是，AI已從單純的市場商業行為，升級為國家級的戰略競爭。美國政府近期推出的《AI行動計畫》（AI Action Plan）將加速AI創新、建構美國本土AI基礎設施、引領國際AI外交與安全列為三大支柱。這代表政府將從法規、資金、外交等多個層面，為AI產業的發展保駕護航。

對比台灣與日本的產業角色， картина就更加清晰。如果說美國是這場AI盛宴的發起者與主廚，那麼台灣就是最核心的食材供應商與廚具製造商。從台積電的先進製程晶圓代工，到鴻海、廣達、緯穎的伺服器組裝，再到台達電的電源管理，台灣企業在全球AI硬體供應鏈中佔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堪稱這場科技軍備競賽中最大的「軍火商」。相較之下，日本雖在部分關鍵材料、零組件（如村田製作所的電容、東京電子的設備）上具備優勢，但在系統整合與最終產品的生態系建構上，其影響力則不如台灣完整而集中。

油門二：財政刺激與貨幣政策的餘溫

除了AI，各國政府的財政政策也持續為經濟提供支撐。美國的《降低通膨法案》等政策持續刺激本土製造業投資；中國為應對房地產下行與通縮壓力，亦不斷推出穩定增長的財政措施；日本則在「高市早苗經濟學」的框架下，試圖擺脫長期通縮；歐洲則因高福利與國防開支增加，維持著較高的政府支出。這些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共同構成了全球需求的底層支撐。

同時，在貨幣政策方面，儘管聯準會的措辭謹慎，但市場普遍認為其政策基調已從緊縮轉向觀望，甚至為未來的降息預留了空間。聯準會主席鮑爾近期雖對12月是否降息持保留態度，但同時也強調，若經濟前景出現「實質性變化」，聯準會將迅速反應。這番表態被市場解讀為「央行賣權」（central bank put）依然存在，即當市場面臨重大下行風險時，央行仍會出手干預。這種預期心理，為金融市場提供了重要的穩定力量。

煞車：貿易戰、移民政策與地緣政治的陰影

然而，前方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首先，貿易保護主義的陰影再次籠罩。若川普再度執政，其可能推行的全面關稅政策將是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性來源。根據估算，若美國實施全面的高關稅，可能對全球經濟成長造成顯著的拖累。儘管部分分析認為，其最終的衝擊可能在可控範圍內，但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本身就會抑制企業的投資意願。

其次，嚴格的移民政策可能成為美國通膨的助燃劑。近年來，移民是填補美國勞動力缺口的重要來源，若未來採取嚴格的邊境管控與大規模驅逐政策，將導致勞動供給短缺，推升服務業的薪資成本，進而給通膨帶來上行壓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研究指出，僅僅是驅逐130萬移民，就可能在2026年壓低美國GDP 0.7個百分點，同時推高CPI 0.5個百分點。

最後，地緣政治風險正加速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從過去追求「效率至上」轉向「安全優先」，各國都在積極推動關鍵產業鏈的本土化或「友岸外包」。這雖然為墨西哥、越南等國帶來了機會，但從全球角度看，這種重組降低了生產效率，長期而言是一種「通膨型」的結構轉變，會持續對物價構成壓力。

綜合來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綜合領先指標雖持續上揚，顯示短期內「油門」的力量似乎略占上風，全球經濟仍能維持緩慢成長。但投資人必須警惕，戳破泡沫的外力往往來自景氣的意外衰退或利率的再度攀升。目前看來，後者的風險暫時緩和，但前者依然是懸在市場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鏡頭轉向台灣：AI單一引擎的榮景與隱憂

在全球油門與煞車的博弈中，台灣的處境尤為特殊。作為AI硬體革命的核心，台灣經濟正被這具強大的單一引擎高速拉動，但也因此呈現出極其分化的「K型復甦」樣貌。

一枝獨秀的AI供應鏈

數據清晰地揭示了台灣經濟對AI的依賴程度。2025年以來，台灣的出口與外銷訂單表現異常強勁，貿易順差屢創新高。細究其結構可以發現，成長動能幾乎完全由AI相關的資通訊產品貢獻。以HS Code（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分析，與AI伺服器、板卡相關的產品出口額佔比顯著提升，從過去的個位數飆升至目前的近兩成，成為拉動整體出口的絕對主力。

這種單點突破的榮景，構建了一個緊密相扣的產業生態系。從上游的晶圓代工（台積電）、IC設計（聯發科），到中游的封裝測試（日月光）、散熱模組（奇鋐、雙鴻）、電源供應器（台達電），再到下游的伺服器代工（廣達、緯穎、鴻海），形成了一個從護城河到利基成長環環相扣的競爭力結構。同時，龐大的投資也隨之而來，無論是外商來台投資金額，還是本土企業承諾的5億元以上大額投資案，都呈現爆發式增長，其中絕大部分資金都流向了電子零組件相關產業。可以說，AI單一引擎不僅拉動了出口，也點燃了島內的投資熱潮。

傳統產業的寒冬：被遺忘的另一半經濟

然而，在AI產業歌舞昇平的背後，是傳統產業面臨的凜冽寒冬。台灣的出口廣度指標顯示，目前僅有約四成的出口品項年增率高於長期平均，這意味著大多數非AI產業正處於衰退或停滯狀態。

傳統的金屬製品、機械設備、紡織、塑化等產業，正遭受雙重打擊。一方面，全球終端需求疲軟，使其訂單難有起色；另一方面，美國潛在的關稅威脅以及新台幣的強勢升值，進一步侵蝕了它們的獲利能力與出口競爭力。這種情況與日本的傳統製造業面臨的困境有相似之處，但台灣的內需市場更小，產業轉型的壓力也更大。當所有鎂光燈都聚焦在AI的同時，這些佔據大量就業人口的傳統產業，其經營困境已成為台灣經濟一個不容忽視的隱憂。

這種經濟結構的極度分化，對投資人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單純依賴大盤指數可能會忽略結構性的風險，而過度集中於AI概念股，又可能面臨估值過高與產業週期反轉的風險。

投資人的羅盤：在分歧的市場中如何導航？

面對如此複雜而分歧的宏觀環境，投資人需要一個更精細的導航羅盤，以應對未來的挑戰與機遇。

資金流向的啟示：從過剩流動性到存量博弈

首先，必須認知到全球金融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過去十多年由各國央行大規模量化寬鬆（QE）所創造的「過剩流動性」時代已經結束。聯準會即使停止縮減資產負債表（QT），也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其規模不變，而非立刻重啟擴表。這意味著市場資金將從「增量」邏輯轉向「存量博弈」，資金的爭奪將更加激烈，市場波動性也可能因此加劇。

對於台灣而言，巨額的貿易順差正持續推升新台幣匯率。根據主計總處預估，2025年台灣超額儲蓄金額可能突破4.5兆元新台幣，再創歷史新高。這筆龐大的閒置資金，疊加强勢匯率帶來的購買力提升，正為台灣的財富管理市場開啟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

資產配置的再思考：台灣財富管理的下一章

觀察台灣與美國的家庭資產配置結構，可以發現巨大的差異。美國家庭資產中有相當大比例配置於退休金帳戶（如401k、IRA）等證券化金融商品。相比之下，台灣家庭的資產則高度集中於房地產、現金與儲蓄型保險。

強勢台幣與充裕的民間資金，將促使台灣投資人更積極地尋求海外資產配置與多元化投資管道，以對抗單一市場風險並追求更高收益。近年來台灣ETF市場規模迅速成長，並在2023年首度超越傳統共同基金，正是這一趨勢的體現。未來，無論是投資海外股市、債券，還是其他另類資產，都將成為台灣投資人資產配置中的重要一環。這不僅是個人的理財選擇，也將是台灣金融產業發展的下一個巨大潛力市場。

總結而言，全球經濟正行駛在一條充滿變數的道路上。AI的油門深踩，但貿易與地緣政治的煞車也時時介入。對台灣投資人來說，這意味著必須放棄單邊押注的思維。一方面，要緊握AI核心供應鏈這一結構性成長機遇；另一方面，也需透過全球化的資產配置，來對沖台灣經濟單一引擎驅動下的潛在風險。在這場油門與煞車的角力賽中，真正的贏家，將是那些能夠洞悉全局、保持彈性，並在動態平衡中尋找到最佳航道的智慧投資人。

單打獨鬥的時代結束了：淨零轉型不是技術戰，而是全球合作賽局

謝銘元｜ AI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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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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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正處於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變革之中，其規模與影響力，堪比工業革命。每年超過兩兆美元的資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傳統的化石燃料領域，湧向潔淨能源技術。然而，這場轉型並非一條平坦的康莊大道，而是一場充滿變數、進展極不均衡的全球競賽。在這場賽局中，有些領域如電動車正以驚人的速度衝刺，而另一些基礎工業如鋼鐵、水泥，卻仍在起跑線上艱難掙扎。對台灣這樣一個出口導向、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經濟體而言，理解這場全球轉型的複雜動態，不再是選擇題，而是攸關未來數十年產業競爭力的必考題。這場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已不再僅僅是單一國家或企業的技術突破，而是日趨複雜且無法迴避的「國際合作」。從技術標準的制定、供應鏈的重組，到跨國基礎設施的建設，一個新的全球產業規則正在形成。忽視這股力量，將意味著被排擠在新興的巨大市場之外；反之，積極參與其中，則可能為台灣企業開創前所未有的機會。

電力系統的變革：從孤島到超級電網的挑戰

全球能源轉型的基石，無疑是電力系統的脫胎換骨。根據最新數據，全球在再生能源、電網、儲能等領域的投資，預計在2025年將達到創紀錄的2.2兆美元，幾乎是化石燃料投資的兩倍。太陽能光電持續引領潮流，但核能與電池儲能的投資也在顯著增長。然而，亮麗的投資數字背後，卻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瓶頸。

全球再生能源競賽的現實

儘管各國在COP28會議上雄心勃勃地承諾，要在2030年前將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提高三倍，但目前的進展顯示，我們很可能無法達成這個目標。關鍵問題不在於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或效率——事實上，陸域風電和太陽能光電早已是全球大多數地區最便宜的新建電源選項——而是在於陳舊且不堪重負的電網基礎設施。大量的綠色電力被生產出來後，卻因為電網容量不足而無法輸送，形成了所謂的「棄風棄光」現象。這不僅浪費了寶貴的潔淨能源，更嚴重拖累了整體的轉型步伐。電網，這個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礎設施，如今已成為能源轉型的最大絆腳石。

美日台的電網焦慮與解方

這個挑戰在全球各地都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在美國，廣闊的國土使得跨州電力調度至關重要，他們透過「區域輸電組織」（RTOs）來協調龐大的電網，但即便如此，跨區域的電網升級與新建計畫仍因複雜的審批流程和利益協調而進展緩慢。日本的情況則更為特殊，其電網由數個獨立區域電力公司（如東京電力、關西電力）劃分，彼此之間的互聯能力有限，這在311大地震後暴露無遺，也成為其發展全國性再生能源的結構性障礙。

對於台灣而言，情況更是嚴峻。作為一個獨立電網，台灣的電力系統由台電公司獨力支撐，缺乏鄰近地區的電力支援。當大量的太陽能和離岸風電併網時，對電網的衝擊遠比大陸型國家更為劇烈。台電近年來投入鉅資進行電網強韌計畫，正是為了因應這個挑戰。然而，解決方案不能僅僅停留在島內。

全球的趨勢正指向「跨國電網互聯」。中美洲六國共建的SIEPAC計畫，以及東協國家推動的「東協電網」（ASEAN Power Grid），都證明了透過跨國合作，可以共享發電資源、提高電網穩定性並降低整體成本。這些成功案例為亞洲地區，包括台灣，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在未來，能源安全不僅僅是國內自給自足，更在於能否透過區域合作，建立一個更具韌性與彈性的能源共同體。這需要超越傳統主權思維的政治遠見和長期穩定的合作框架。

交通運輸的電動化浪潮：誰是贏家，誰又落後？

如果說電網是轉型的「靜脈」，那麼交通運輸的電動化就是最活躍的「動脈」。這個領域的進展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景象。

乘用車的奇蹟與隱憂

電動乘用車的發展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預期。2024年全球電動車銷量突破1700萬輛，佔新車總銷量的22%以上。在市場最成熟的中國，每賣出十輛新車，就有一輛是純電動車。這背後是電池成本的快速下降、各國政府的政策補貼，以及特斯拉等先行者帶來的市場鯰魚效應。然而，這股浪潮的分佈極不均勻。在中國、歐洲和北美以外的新興市場，電動車的滲透率依然很低，高昂的初始購車成本和充電設施的匱乏是主要障礙。

被遺忘的巨獸：重型卡車的轉型困境

相較於乘用車的風光，佔道路運輸碳排超過三分之一的重型卡車，其電動化進程卻步履蹣跚。全球電動卡車的銷量佔比不到2%。這背後有著更為複雜的技術與經濟挑戰：巨大的電池組會侵佔載貨空間與重量，充電時間過長會嚴重影響物流效率，而高功率的充電樁基礎設施更是所費不貲。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綠色貨運走廊」（Green Freight Corridors）的概念應運而生。這是一個典型的需要高度國際合作的解決方案。試想一條從西班牙港口穿越法國、德國，直達波蘭的貨運大動脈，如果沒有沿線各國在充電標準（例如歐洲和美國正推動的百萬瓦級充電系統MCS）、電網規劃、投資補貼上的協同作戰，單一國家或企業的努力都將是杯水車薪。歐盟的「TEN-T」交通網絡計畫，以及東非六國共建的「北方走廊」，都已開始朝這個方向努力。

這對台灣和日本的物流產業同樣具有啟示。雖然島內運輸不存在跨國問題，但港口、工業區到內陸消費市場之間的高密度貨運路線，完全可以借鏡「綠色貨運走廊」的模式進行規劃。台灣的鴻海集團（Foxconn）推動MIH電動車平台，意圖建立產業標準，正是意識到在轉型初期，合作與標準制定是贏得市場的關鍵。而日本的豐田、日產等汽車巨擘，雖然在純電領域的步伐稍慢，但其在混合動力和氫燃料電池領域的長期積累，也可能在重型運輸的脫碳路徑上扮演重要角色。

基礎工業的「硬骨頭」：鋼鐵與水泥的零碳之路

如果說電力和交通是轉型中的「優等生」，那麼鋼鐵和水泥這兩個基礎工業，無疑是班上最難啃的「硬骨頭」。它們的生產過程涉及高溫和化學反應，本身就會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佔全球總排放量的近15%。這兩個產業的轉型進展緩慢，且高度仰賴國際合作來分攤巨大的成本和風險。

鋼鐵業的氫能豪賭與現實差距

傳統的煉鋼方法是使用焦煤在高爐中還原鐵礦砂，這個過程產生了絕大部分的碳排放。目前最具潛力的替代技術之一，是使用「綠氫」（由再生能源製造的氫氣）作為還原劑的「直接還原鐵」（H2-DRI）製程。然而，這條路徑充滿挑戰。首先，綠氫的成本依然高昂；其次，改造或新建一套DRI設備需要數十億美元的投資。目前，全球已宣布的近零排放鋼鐵產能中，只有極少數專案真正做出了最終投資決定（FID）。

這不僅是歐洲鋼鐵巨頭的挑戰，日本的新日本製鐵（Nippon Steel）、JFE控股，乃至台灣的龍頭中鋼（China Steel Corp.），都面臨著同樣艱鉅的轉型壓力。他們都高度仰賴傳統高爐，任何轉型都意味著對現有資產的巨大衝擊。一個新興的國際合作模式正在浮現：跨國「綠鐵」貿易。一些擁有豐富再生能源和鐵礦資源的國家（如澳洲、巴西、納米比亞），可以利用其成本優勢生產DRI，再將其出口到能源成本較高的傳統鋼鐵生產國（如德國、日本）。德國的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已經與澳洲和納米比亞的企業簽署了此類合作備忘錄。這種模式將煉鐵和煉鋼環節解耦，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有望大幅降低綠色鋼鐵的生產成本，是典型的透過國際合作加速產業轉型的案例。對中鋼而言，這或許提供了一個除了在本地進行昂貴改造之外的策略性選項。

水泥業的碳捕捉賽局與台灣的機會

水泥的脫碳之路同樣崎嶇。其一半以上的碳排放來自石灰石煅燒的化學反應，這部分排放無法透過使用綠電來消除。因此，「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被視為水泥產業脫碳的關鍵。然而，加裝CCUS系統會使水泥的生產成本增加75%到150%，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如果沒有政策的強力支持，企業很難有動力進行投資。

在這一領域，台灣企業展現了令人矚目的前瞻性。台灣水泥（TCC）在花蓮和平廠區推動的CCUS專案，不僅在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更是一種對未來市場規則的策略性佈局。然而，單一企業的努力是不夠的。全球水泥市場的競爭要求一個公平的賽場。這就需要各國政府在碳定價、綠色公共採購標準、以及產品碳足跡核算方法上進行協調。如果歐盟對高碳水泥徵收碳邊境稅，而其他國家沒有相應措施，將會引發貿易爭端並扭曲市場。因此，一個由政府主導、涵蓋定義、標準和測量方法的國際合作框架，對於水泥業的成功轉型至關重要。台泥的先行一步，使其在未來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時，擁有更寶貴的經驗和話語權。

未來的能源載體與糧食安全：氫能與化肥的雙重挑戰

在眾多新興技術中，氫能被寄予厚望，不僅是工業脫碳的關鍵，也被視為未來的清潔能源載體。與此同時，一個與民生息息相關卻常被忽視的領域——化肥，也因其高能耗和高排放而成為轉型的新焦點。

氫能市場的「雞生蛋、蛋生雞」困境

當前的氫能市場，正陷入一個典型的「雞生蛋、蛋生雞」的困境。由於生產成本高昂，綠氫的價格是傳統灰氫（由天然氣製造）的三倍以上，導致下游應用端缺乏需求；而缺乏穩定的大規模需求，又使得生產商不敢輕易投資擴大產能，成本也難以下降。要打破這個僵局，國際合作不可或缺。最核心的一點，是建立一套全球互認的「低碳氫」標準與驗證體系。如果沒有統一的標準，一個國家生產的「綠氫」可能在另一個國家不被承認，跨國貿易將無從談起，全球市場也無法形成。日本政府推出的國家氫能戰略，以及德國的H2Global拍賣機制，都是試圖從國家層面創造初期需求的嘗試，但最終仍需與國際市場接軌。台灣的中油、台塑等企業也正在探索氫能的生產與應用，它們的成功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融入正在形成的全球氫能標準和供應鏈體系。

從餐桌到氣候：化肥產業的隱形革命

化肥的生產，特別是氮肥，是一個極度能源密集的過程，其核心原料是氨（Ammonia），而氨的生產佔全球能源消耗的1%以上。全球化肥產業的碳排放約佔總量的2.4%。更重要的是，化肥施用後在農田中釋放的一氧化二氮（N2O），是一種效力比二氧化碳強近300倍的溫室氣體。這意味著化肥的脫碳需要從「生產」和「使用」兩端同時著手。生產端的解決方案與氫能密切相關——使用綠氫來合成「綠氨」。使用端的挑戰則更為複雜，涉及提高肥料使用效率、改善土壤健康、推廣生物製劑等多種農業技術。

這對台灣這樣糧食和化肥高度仰賴進口的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雙重挑戰。一方面，國際綠色化肥價格的上漲，可能直接影響農業生產成本；另一方面，這也催生了發展本土生物肥料、推廣精準農業的機會。台灣肥料公司（台肥）等企業，未來不僅要考慮原料來源的穩定性，更需要關注其產品的碳足跡，以因應全球食品巨擘對其供應鏈日益嚴格的永續性要求。這是一場從農田到餐桌的靜默革命，而國際間關於永續農業標準的制定，將深刻影響台灣農業的未來。

結論：台灣在全球淨零合作中的定位與策略

綜觀全球淨零轉型的宏大圖景，一個清晰的結論浮出水面：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國際合作已成為推動變革、塑造未來的核心力量。這場轉型並非齊頭並進，而是呈現出多速度、多層次的複雜態勢。從電網互聯的區域整合，到重型卡車的綠色走廊；從鋼鐵產業的跨國分工，到氫能與化肥的全球標準制定，每一個關鍵領域的突破，都高度仰賴跨越國界與產業的協同努力。

對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這意味著必須建立一個全新的全球視野。過去，我們習慣於關注單一技術的突破或個別市場的訂單，但在淨零時代，產業的競爭優勢更多地來自於對國際規則、標準體系和合作平台的參與和影響力。

台灣的企業，無論是台電、中鋼這樣的產業巨擘，還是眾多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中小企業，都必須思考：我們如何在這些新興的國際合作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們能否參與到綠色貨運走廊的標準制定中？我們是否能利用台灣在半導體和精密製造的優勢，切入全球氫能或CCUS設備的供應鏈？我們是否能將台泥的CCUS經驗，轉化為參與國際水泥產業規則制定的籌碼？

這是一場挑戰，更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機會。在這場由合作定義的全球賽局中，保持開放、積極參與、並策略性地選擇合作夥伴，將是台灣企業鞏固既有優勢、開創全新成長曲線的唯一路徑。淨零轉型不僅是能源與環境議題，它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產業分工與競爭格局。對於台灣來說，這場全球合作的大潮，我們不僅要跟上，更要力爭成為其中的掌舵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