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投資者而言，心中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我花費更高的管理費，將資金託付給專業的基金經理，為何最終的績效報酬，卻常常跑不贏單純追蹤大盤指數的ETF（例如台灣的元大台灣50，代號0050）？這不僅是台灣投資者的困惑，更是一個席捲全球的金融現象。尤其在過去十多年由科技股領軍的多頭市場中，主動式基金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這場「主動」與「被動」的投資聖杯之戰，其背後的遊戲規則究竟是什麼？從全球資本市場的震央——美國，到我們的鄰居日本，再到我們最熟悉的台灣，這場賽局呈現出既相似又截然不同的面貌。本文將深入剖析，為何跑贏大盤如此困難，並試圖為投資者尋找在變動棋局中的致勝之道。
美國的「大盤魔咒」：科技巨頭寫下的遊戲規則
要理解主動投資的困境，必須從美國市場開始。美國是全球被動式投資浪潮的發源地，其根本原因在於，絕大多數主動式基金長期以來都無法穩定地戰勝其主要對應——標普500指數（S&P 500）。
數據會說話：跑贏標普500為何難如登天？
根據標準普爾道瓊指數公司（S&P Dow Jones Indices）長期追蹤的SPIVA報告，數據清晰地揭露了這個殘酷的現實。在過去二十年中，平均每年有超過六成的主動式美股基金表現落後於標普1500綜合指數。若將時間維度拉長，情況更為嚴峻。以十年為期，跑輸大盤的主動基金比例高達九成；若拉長到二十年，能倖存並擊敗指數的更是鳳毛麟角。這意味著，投資者隨機挑選一支主動式基金，並長期持有，其結果有極高機率不如直接買進追蹤大標普500指數的ETF（如SPY或VOO）。這並非基金經理不努力，而是市場的結構性因素，讓這場競賽的起跑點就極不公平。
錯失的黃金十年：基金經理為何總是低配科技股？
主動基金跑輸大盤的核心癥結，在於過去十多年美股的漲幅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家科技巨頭身上。以蘋果（Apple）、微軟（Microsoft）、輝達（NVIDIA）、亞馬遜（Amazon）、Alphabet（Google）、Meta（Facebook）和特斯拉（Tesla）為首的「七巨頭」（Magnificent Seven），其市值佔標普500指數的比重從十年前的約10%飆升至近30%。這些公司的驚人漲幅，幾乎貢獻了指數絕大部分的報酬。
這就給基金經理帶來了兩難的困境。首先，從風險控管的角度，沒有一位基金經理敢將30%的資金全部押注在這七家公司上，這違反了分散投資的基本原則。一旦其中一兩家公司遭遇逆風，基金淨值將面臨大幅回檔，經理人也將面臨巨大的「職業風險」。因此，多數主動基金對科技巨頭的配置比例，長期低於其在指數中的權重。這種結構性的「低配」，直接導致了當科技股高歌猛進時，基金績效自然落後於指數。
其次，要在七巨頭之外找到能與之匹敵的「明日之星」，其難度呈指數級增長。市場的超額報酬被極度壓縮和壟斷，使得傳統的選股策略（Valuation）效果大打折扣。基金經理即使超配了科技類股，也可能因為選錯了特定個股，或是在個股輪動中踏錯節奏，而無法獲得超額報酬。
美國基金的突圍之道：差異化求生
面對這種困境，美國的主動基金發展出幾種突圍策略。一種是「風格漂移」，選擇更利基的比較基準。例如，不以強勢的標普500為目標，而是選擇羅素2000（Russell 2000）等中小型股指數，或是專注於價值型、海外市場（如MSCI全球不含美國指數）等報酬率相對較低的指數作為績效基準。在這些領域，市場的有效性較低，資訊不對稱性較高，為主動選股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然而，這也意味著投資者雖然獲得了「戰勝基準」的相對收益，卻可能犧牲了更高的絕對報酬。
另一種策略則是透過策略偏離，例如以一個價值型指數為基準，但實際投資組合中配置了部分高成長的科技股，以此來兼顧「相對勝率」和「絕對收益」。甚至，部分基金會策略性地變更績效基準，選擇一個歷史報酬較低的指數來「美化」過往的相對表現。這些都是在艱困環境下的生存之道，但也凸顯了主動投資的核心矛盾。
對照：日本與台灣的「主動困境」
將視角從美國移開，亞洲的日本和台灣市場，也上演著各自版本的主動困境，這為我們提供了更貼近自身的觀察樣本。
日本經驗：從集團股到商社，另一種市場結構
日本市場與美國有顯著不同。長期以來，日本股市由大型製造業、汽車業和銀行等傳統財團（Keiretsu）主導，市場缺乏美國科技股那樣的超級成長引擎，這使得日本的東證指數（TOPIX）和日經225指數在過去幾十年表現相對溫和。在這種環境下，日本的主動基金經理擁有相對更大的空間去發掘被低估的價值股。
近年來，隨著「股神」巴菲特大舉投資日本五大商社（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全球資金重新聚焦於日本市場的價值低窪區。這類投資機會，正是被動指數難以捕捉的。因此，日本的主動基金在特定時期，尤其是價值投資風格復甦時，表現往往能優於大盤。他們面對的不是「單一成長引擎過強」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一個成熟、低成長的經濟體中，挖掘出結構性機會的挑戰。
台灣的「一個武林」：當大盤指數被台積電綁架
台灣市場的困境，可以說是美國「七巨頭」現象的極致濃縮版。台灣加權指數（TAIEX）的漲跌，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家公司——台積電（TSMC）所左右。台積電在指數中的權重已超過30%，若再計入其供應鏈相關企業，整個半導體產業鏈對大盤的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
這對台灣的基金經理形成了比美國同行更嚴峻的挑戰。一位基金經理的績效，幾乎可以簡化為一個問題：「你對台積電的判斷，以及你的持股比例是多少？」如果低配台積電，而台積電股價大漲，那麼基金績效幾乎注定落後於0050。如果重押台積電，則基金的獨特性和附加價值又何在？投資者為何不直接去買台積電的股票或0050？
在「一個人的武林」中，基金經理被迫在指數成分股之外，尋找更具爆發力的中小型股。這解釋了為何許多台股基金的持股與大盤指數重疊度不高，且偏好高風險、高成長的電子次產業或生技股。這種策略雖然可能在某些時期創造驚人的超額報酬，但也伴隨著極高的波動性，一旦市場風格轉向，淨值回檔的風險也遠高於大盤。台灣投資者感受到的基金淨值大起大落，其根源便在於此。
中國市場的獨特性：在轉型中尋找超額報酬
相較於美、台市場由科技巨頭主導，中國A股市場呈現出另一番景象。其主流大盤指數，如滬深300，至今仍由金融、傳統消費、能源等「舊經濟」類股佔據較高權重。而代表中國經濟轉型方向的新能源、高端製造、半導體等「新經濟」產業，在指數中的權重相對偏低。
為何中國基金在牛市中更容易勝出？
這種指數編制的「滯後性」，為中國的主動基金經理創造了天然的超額報酬土壤。中國正處於劇烈的經濟結構轉型期，新興產業層出不窮，其景氣度上行時，往往能實現業績和估值的「戴維斯雙擊」。基金經理可以透過跳出指數框架，前瞻性地佈局這些高成長領域，從而在市場上行週期（牛市或結構性牛市）中，獲得遠超大盤指數的報酬。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在2019至2021年的市場上行期，絕大多數中國主動基金都能輕鬆跑贏滬深300指數。
基準偏離的雙面刃
然而，這種高度依賴「基準偏離」的策略是一把雙面刃。當市場風格轉向，傳統的週期性或防禦性產業（如煤炭、公用事業）走強時，長期低配這些產業的主動基金便會遭遇大規模的跑輸。這在2022至2023年的熊市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對市場牛熊週期的宏觀判斷能力，成為了中國基金經理獲取超額報酬的核心變數。這與美國市場的「不得不跟隨」和台灣市場的「不得不對抗」形成了鮮明對比。
投資者的致勝之道：看懂棋局，選對棋手
在全球被動化浪潮下，主動基金的生存之道已不再是單純地追求「戰勝大盤」，而是提供被動指數無法給予的「差異化價值」。作為投資者，我們也需要調整自己的評斷標準，從更深層次的角度去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
價值型 vs. 成長型：你的錢該託付給誰？
首先，要理解不同策略風格的產品定位。對於價值型基金而言，其目標本就不應是短期內戰勝由成長股主導的指數。它們的長處在於，透過深度研究，在漫長的經濟週期中，發掘被市場錯殺的優質資產，並以絕對報酬的視角，為投資者勾勒出一條穿越牛熊、穩健上行的淨值曲線。投資這類基金，需要的是長達五年甚至十年的耐心，用穩定的年化約10%的超額收益，換取長期的資產增值。
而對於成長型基金，尤其是在台灣這種科技主導的市場，其核心價值在於「極致化」和「前瞻性」。它們的目標是成為比指數更純粹、更銳利的「工具」。例如，當市場看好人形機器人或創新藥等新興領域時，優秀的主動基金能以比相關ETF更集中、更下沉（投資市值更小的公司）的持倉，去捕捉產業爆發初期最強的彈性。投資者選擇這類基金，買的正是基金經理的產業洞察力和精準打擊能力，而非泛泛的產業佈局。
從「打敗大盤」到「找到差異化」：主動基金的未來
總結而言，主動投資跑不贏大盤，並非經理人個人的失敗，而是全球資本市場結構演變的必然結果。在美國，是科技巨頭的壟斷；在台灣，是台積電的獨舞。這場遊戲的規則已經改變。
對投資者來說，未來的決策關鍵，不再是簡單地比較誰的短期排名更高，而是去理解基金經理的投資哲學與方法論。你需要問自己：這支基金提供了什麼被動指數沒有的價值？它的策略是否清晰、有高辨識度？基金經理的風格，是否與我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和投資週期相匹配？
在一個被指數巨人所主宰的時代，真正優秀的主動式基金，就像是精銳的特種部隊，它們不與大兵團正面作戰，而是在特定的戰場，用獨特的戰術，完成關鍵的突擊。作為投資者，我們的任務，就是看懂整個戰場的棋局，然後選擇那位與我們目標一致、戰術高超的棋手，將資金託付給他。唯有如此，才能在這場日益艱難的生存之戰中，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超額報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