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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房市會重演日本悲劇嗎?一文看懂美日中債務週期如何扼殺消費力

一面鏡子,三種倒影。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不僅牽動著全球經濟的神經,對於身處海峽對岸的台灣投資人而言,更像是一場既熟悉又陌生的歷史重演。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反覆上演的劇本,只是每次的主角、場景與結局略有不同。從二十一世紀初美國由次級房貸引爆的金融海嘯,到日本自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後陷入的「失落三十年」,房地產週期與家庭債務的糾纏,始終是理解一個國家宏觀經濟走向與消費動能變遷的核心鑰匙。本文將深入剖析中國、美國、日本三國的房地產週期,並特別引入台灣的視角進行對比,旨在為投資人揭示,在高聳的房價與沉重的債務之下,消費力如何被侵蝕,以及我們該如何從歷史的教訓中,尋找未來的投資航向。

中國式地產週期:高速都市化與政策催化的雙重奏

中國自2015年至2021年經歷了一波波瀾壯闊的房地產牛市,其背後是兩股強大力量的驅動。首先是全球獨一無二的高速都市化進程。數以億計的人口從農村湧入都市,創造了龐大而持續的住房剛性需求。這與台灣在1970至1980年代經濟起飛、人口向台北、高雄等大都會集中的歷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同步強力刺激。尤其以「都更貨幣化」政策最具代表性,政府直接發放現金補償給拆遷戶,而非提供安置房。這瞬間在三四線都市創造了巨量的購屋資金與需求,形同於一次對房市的精準「滴灌」。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透過中期借貸便利(MLF)和抵押補充貸款(PSL)等工具釋放基礎貨幣,並多次調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為房地產市場注入了充沛的流動性。

然而,盛宴總有結束之時。自2021年下半年起,隨著人口紅利見頂、高齡化加速,「房住不炒」政策收緊,加上對開發商的嚴格信貸管制(如「三道紅線」),市場風向驟變。根據最新數據,全國70個大中都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已從2021年8月的峰值回落超過10%,而新建住宅銷售面積更是慘遭腰斬,較高峰時期下滑近50%。這場劇烈的調整,正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中國家庭的資產負債表。

美國的震撼教育:金融創新引爆的次貸風暴

將時光倒回本世紀初的美國,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泡沫生成模式。當時,在網路泡沫破裂後,時任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在2003年一度降至1%的歷史低點。低利率環境極大地刺激了購屋需求。

更關鍵的催化劑是華爾街失控的金融創新。抵押貸款擔保證券(MBS)和擔保債務憑證(CDO)等複雜的金融衍生品被大量創造出來,它們將成千上萬筆房屋貸款打包成證券,賣給全球的投資人。為了創造更多可用於打包的貸款,放貸標準被一再降低,連沒有穩定收入、信用紀錄不佳的人(即「次級」借款人)都能輕鬆獲得貸款。

這場「非理性繁榮」在2006年達到頂峰,房價相比2000年上漲超過70%。但隨著聯準會開始升息,無力償還貸款的家庭急劇增加,泡沫應聲破裂。從峰值到2011年的谷底,美國房價平均下跌超過26%,新屋銷量更是暴跌76%。美國模式的特點是:調整來得又快又猛。其背後有一個關鍵的制度差異——個人破產制度。當房價跌破貸款餘額時,許多美國家庭可以選擇宣告破產,將房屋交給銀行,從而快速實現「去槓桿」。這雖然對銀行體系造成了巨大衝擊,但也讓家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得以在短時間內修復,為後續的消費復甦奠定了基礎。這場危機最終由聯準會的量化寬鬆(QE)和政府的「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ARP)兜底,風險從私人部門轉移到了公共部門。

日本的漫長冬季:從廣場協議到失落的三十年

日本的故事則是一場更為漫長且痛苦的悲劇,對同樣以製造業和出口為導向的台灣,尤其具有警示意義。1985年,一紙「廣場協議」迫使日圓在短短三年內升值近一倍。為了對沖出口產業受到的衝擊,日本央行大幅降息,將貼現率降至2.5%的低點,釋放出海量流動性。

當時的日本,彷彿看到了一個以強勢日圓收購全世界的未來。企業和國民信心極度膨脹,資金瘋狂湧入股市與房市。許多日本企業選擇將產能轉移至匯率釘住美元的東南亞國家,試圖透過「日式全球化」來規避日圓升值的成本壓力。這種模式在初期看似成功,卻為日後的崩潰埋下了伏筆。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東南亞各國貨幣競相貶值,日本在當地的投資損失慘重,「製造業空洞化」的苦果開始浮現。

日本房價在1991年第一季觸頂,此前五年累計漲幅近48%。泡沫破裂後,下跌之路卻異常漫長。與美國的急跌不同,日本房價經歷了超過15年的持續陰跌,至2007年才見到階段性底部,累計跌幅高達43%。這段期間,日本國民的信心徹底崩潰,社會陷入了長期的通縮心態。日本房市的超長熊市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教訓:對於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若無法有效應對外部衝擊、維護自身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其資產價格的崩潰將是系統性且難以逆轉的。

關鍵指標的對決:房價所得比與家庭槓桿率的弔詭關係

比較這三個國家的房地產週期,會發現一個違反直覺的現象:房價所得比(衡量購屋難度的指標)越低的國家,其家庭槓桿率(家庭總負債佔GDP比重)反而越高。美國的房價所得比遠低於中國和日本,但其家庭槓桿率在危機前夕卻飆升至近100%的驚人水準。反觀中國,儘管房價所得比冠絕全球,但其家庭槓桿率的峰值約在62%左右,顯著低於美國和日本。

這背後的秘密,藏在各國的金融體系與社會文化中。美國的金融體系高度自由化,加上個人破產制度的存在,鼓勵了居民大膽借貸。而在東亞社會,儲蓄文化根深蒂固,且沒有個人破產的「退路」,家庭在舉債時相對謹慎。

然而,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對比台灣的經驗。台灣的房價所得比,尤其是台北市,長年位居世界前列,與中國大陸的大都市情況非常相似。台灣的家庭負債佔GDP比重也持續攀升,在2023年底已超過90%,甚至高於許多西方國家。這意味著,台灣家庭的財務狀況,同樣被高房價牢牢綁架。儘管台灣並未經歷像美日那樣劇烈的泡沫破裂,但這種長期、溫和的壓力,正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持續侵蝕著民間的消費潛力。

債務週期如何扼殺消費?三種模式,一個警訊

家庭債務週期的逆轉,對消費的衝擊是直接而深遠的,但模式各不相同。

  • 美國模式:短痛後的重生。 在次貸危機期間,美國的零售銷售增速一度跌至-9.6%的深淵。但由於個人破產制度加速了出清過程,家庭部門在經歷一次劇烈的資產負債表收縮後,消費能力迅速恢復。這是一次劇烈但一次性的「硬著陸」。
  • 日本模式:漫長的窒息。 日本的家庭槓桿率在泡沫破裂後並未大幅下降,而是在高點盤旋後緩慢回落。這意味著,在房價持續下跌、資產縮水的同時,家庭仍需背負沉重的還款壓力。這種「資產縮水」與「剛性還債」的雙重擠壓,導致日本零售額增速中樞長期在零軸附近徘徊,整個社會陷入了所謂的「低慾望」狀態。
  • 中國的十字路口。 中國目前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自2021年房市反轉以來,居民舉債意願和能力同步下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中樞已明顯下移。由於缺乏個人破產制度,中國家庭不太可能像美國那樣快速去槓桿。因此,中國面臨的更大風險,是陷入日本式的長期困境:家庭部門被套牢在高價房產和長期貸款中,不敢消費、不願消費,從而拖累整體經濟陷入需求不振的泥沼。這對所有將中國視為重要消費市場的台灣企業和投資人,無疑是一個重大警訊。

結語:風暴之後,投資人的航向何在?

綜合美、日、中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為台灣投資人勾勒出一個更清晰的宏觀圖像。中國的房地產調整,既有別於美國的金融驅動型崩盤,也不同於日本因外部衝擊導致的信心潰敗,它更多是內生性的、由高速發展模式轉型所引發的結構性問題。

這場調整的週期可能會比美國更長,衝擊的劇烈程度雖不及美國,但對消費的長期壓抑效應可能更接近日本。北京當局目前採取的降息、政府收購餘屋等措施,旨在避免硬著陸,但要扭轉根本趨勢,恐怕需要更深層次的改革,例如改變過去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和「中心化」的都市發展模式。

對台灣投資人而言,這意味著必須重新評估與中國內需相關的資產曝險。過去被奉為圭臬的「中國消費升級」故事,在可預見的未來將面臨重大挑戰。投資佈局應更加多元化,並密切關注中國政策應對的力道與成效。歷史從不簡單重複,但總押著相同的韻腳。看懂美日走過的彎路,才能更精準地判斷中國正在經歷的風暴,並在這場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塑中,為自己的資產找到安全的港灣。

別再只看P/E!用NAV找出被低估的房地產股,熊市也能安心抱

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版圖中,不動產類股始終扮演著一個獨特而又關鍵的角色。它既是經濟的火車頭,也是政策最敏感的神經末梢。對於台灣的投資人而言,我們熟悉國泰建設、富邦建設的推案節奏,也關注政府的打房政策,但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時,往往會感到一絲困惑。美國最大的住宅建商D.R. Horton的價值該如何衡量?日本三菱地所憑什麼能穩坐龍頭數十年?中國地產的風暴,又給我們帶來了哪些估值上的警示?

這些問題的核心,都指向一個根本性的挑戰:如何為一家不動產公司進行準確的估值?這並非易事。不動產公司的價值,既不像台積電那樣可以用先進製程的領先優勢和清晰的每股盈餘(EPS)來衡量,也不像軟體公司能用高成長的用戶數和經常性收入來評估。不動產企業的本質,是土地、資本與時間的複雜結合體,其價值評估更像一門藝術,而非純粹的科學。

本文將為您搭建一個完整的不動產股分析框架,從最底層的資產價值,到上層的獲利能力,系統性地拆解全球主流的估值模型。我們將深入探討兩種最核心的估值方法——淨資產估值法(NAV)與本益比(P/E),並透過比較美國、日本、台灣乃至中國大陸市場的龍頭企業,揭示在不同市場環境與企業發展階段下,投資人應該如何選擇最適合的「那把尺」,從而在複雜多變的不動產週期中,發掘真正的投資價值。

為何不動產股的估值如此獨特且複雜?

在深入探討具體估值方法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不動產產業的四大內在特質,正是這些特質,決定了其估值模型的獨特性。

1. 重資產屬性(Asset-Heavy):這是最根本的特點。不動產公司的核心資產是土地和在建工程,這些資產價值巨大,佔據了資產負債表的絕大部分。這就像台灣的長榮、陽明等航運公司,其價值高度依賴於龐大的船隊資產。因此,評估這些「存量資產」的真實價值,成為估值的基礎。

2. 強週期性(Cyclicality):不動產市場與宏觀經濟、利率水準、人口結構等因素緊密相連,呈現明顯的景氣循環。在上升週期,銷量與價格齊飛,獲利暴增;在下行週期,則可能面臨滯銷和跌價的雙重壓力。這種巨大的獲利波動,使得單純依賴某一年份的獲利來估值變得極不可靠。

3. 高槓桿經營(High Leverage):從拿地、建設到銷售,整個過程都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援,因此「借貸」是產業常態。高槓桿在市場上行時能放大收益,但在市場逆轉時,巨大的利息支出和到期債務可能迅速演變為生存危機。因此,對其負債結構的分析,重要性不亞於對其資產的分析。

4. 政策高度敏感(Policy-Sensitive):從土地供應政策、房貸利率、稅收政策到限購限貸等行政手段,政府的每一項舉措都能深刻影響產業的遊戲規則與獲利空間。這在台灣、中國大陸等市場尤其明顯,政策的不確定性為長期獲利預測增加了巨大難度。

正是這四大特質交織在一起,使得我們無法用單一的估值指標(例如本益比)來涵蓋一家不動產公司的全貌。我們需要一個更立體、更多維的工具箱。

估值模型的兩大支柱:資產與獲利

在不動產估值的世界裡,所有複雜的模型最終都可以追溯到兩大基本思想:一是「家底有多厚」,二是「賺錢有多快」。前者對應的是以資產為核心的估值方法,後者則是以獲利為核心的估值方法。

  • 資產基礎:淨資產估值法 (NAV – Net Asset Value)
  • 核心邏輯:公司值多少錢,主要看它手上的土地和房產等資產按市價計算值多少錢,再減去所有負債。這是一種「清算」思維,衡量的是公司的存量價值和安全邊際。
  • 適用情境:市場低迷、公司成長停滯、或主要業務為持有收租型物業時,NAV尤為重要,因為它代表了公司的價值底線。
  • 獲利基礎:本益比 (P/E – Price-to-Earnings Ratio)
  • 核心邏輯:公司值多少錢,主要看它未來的賺錢能力。用當前的股價除以預期的每股盈餘,得出一個倍數,反映市場願意為其未來的獲利付出多少代價。這是一種「成長」思維,衡量的是公司的流量價值和經營效率。
  • 適用情境:市場景氣、公司處於高速成長期、或主要業務為快速開發銷售型物業時,P/E更具參考價值。
  • 這兩種方法並非互斥,而是互補。成熟的分析師會像經驗豐富的醫生一樣,根據「病人」(目標公司)的具體情況和外部「氣候」(市場週期),靈活運用這兩種工具進行綜合診斷。

    核心方法一:淨資產估值法 (NAV) – 房企價值的壓艙石

    NAV估值法是不動產分析的基石,尤其對於希望尋找價值被低估、具備安全邊際的投資人來說,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什麼是NAV?為何它如此重要?

    NAV的計算公式看似簡單:NAV = 總資產市價 – 總負債。但魔鬼藏在細節裡,其核心在於如何評估「總資產市價」。會計帳簿上的資產價值(Book Value)往往是以歷史成本記錄的,可能遠遠低於當前的市場價值。例如,一塊十年前在台北市信義區購入的土地,其帳面價值可能遠不及今日的市價。

    因此,專業投資人使用的是「重估淨資產」(RNAV – Revalued Net Asset Value)。分析師需要逐一檢視公司的主要資產(已完工的投資性物業、待開發的土地儲備等),並使用市場比較法、收益法等方式對其進行重新估價,得出一個更貼近真實市場的價值。這個過程雖然繁瑣,卻能揭示出公司的真實「家底」。

    NAV的重要性在於,它為股價提供了一個堅實的「錨」。當股價遠低於每股NAV時,就形成了所謂的「NAV折價」。這個折價率(Discount to NAV)成為衡量股票便宜程度的關鍵指標。折價越高,意味著安全邊際越大,潛在的回報空間也可能越高。

    美、日、台的NAV應用實例

    不同市場的發展模式,也決定了NAV的應用側重有所不同。

  • 美國市場:REITs的天下,NAV透明度高
  • 在美國,不動產市場高度證券化,主流的商業地產(如購物中心、辦公大樓、倉儲物流)多由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持有。例如全球最大的購物中心REIT Simon Property Group (SPG) 或物流地產巨頭Prologis (PLD)。這些公司的主營業務是持有物業並獲取穩定的租金收入。對於這類公司,NAV的計算相對直接且透明。分析師會根據其持有的物業組合的租金報酬率(Cap Rate)來倒推出物業的市場價值,進而計算出NAV。投資人買入SPG的股票,本質上就是在投資一個打包好的優質商場資產組合,NAV就是其最核心的價值標尺。

  • 日本市場:核心資產的長期持有者,NAV是信仰
  • 日本的地產巨頭,如三菱地所(Mitsubishi Estate)和三井不動產(Mitsui Fudosan),堪稱NAV估值法的典範。這些企業在東京丸之內、日本橋等核心區域持有大量優質辦公大樓和商業設施長達數十年。經歷了1990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投資人對於虛高的獲利成長抱持高度警惕,轉而更加信賴企業實實在在的資產價值。三菱地所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無可比擬的東京核心區土地和物業組合上。即使經濟成長緩慢,這些核心資產也能提供穩定的現金流和長期的保值能力。因此,對其進行估值時,NAV以及相對於NAV的折價,是最受機構投資人關注的指標。

  • 台灣市場:開發與持有並重,土地儲備是關鍵
  • 台灣的上市建商,如國泰建設、遠雄建設等,其業務模式通常是「開發銷售」與「持有收租」並行。對於這類混合型公司,NAV的分析就更為重要。投資人尤其關注其「土地儲備」的價值。一家建商在台北市精華地段擁有一塊大面積的待開發土地,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價值,即使短期內尚未貢獻獲利。分析師在評估其NAV時,會重點分析其土地庫存的位置、規模和預計開發價值。當股價相對於包含土地潛在價值的NAV出現顯著折價時,往往會吸引長期價值投資者的目光。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台灣,某些擁有大量低成本土地資產的老牌建商,即使短期推案量不大,仍能維持一定的市值。

    核心方法二:本益比 (P/E) – 衡量成長與效率的溫度計

    如果說NAV衡量的是一家公司的「存量價值」,那麼P/E衡量的就是其「流量價值」——也就是創造利潤的能力和速度。

    P/E在不動產產業的適用時機

    P/E的計算公式是 P/E = 股價 / 每股盈餘 (EPS)。它反映的是投資人願意為公司每一塊錢的利潤付出多少價格。高P/E通常意味著市場預期該公司未來有高成長,反之亦然。

    在不動產產業,P/E估值法特別適用於那些以「快速周轉、開發銷售」為主要商業模式的公司。這類公司就像是不動產製造業,核心能力在於不斷地買地、蓋房、然後快速賣掉,賺取開發利潤。對於它們,未來的銷售額和利潤成長性,是驅動股價的核心動力。在市場處於上升通道時,房價和銷量雙雙走高,這些公司的EPS會呈現爆發式增長,其股價漲幅往往也遠超那些以收租為主的重資產公司,此時P/E就成為了衡量其成長性的最佳溫度計。

    然而,P/E的陷阱在於其滯後性和波動性。不動產的利潤結算有其特殊性,台灣建商常採用的「完工比例法」或「全部完工法」會導致利潤入帳的時間點非常集中。可能某一年因為有多個大案完工交屋,導致EPS暴增,P/E驟降,看起來非常便宜;但下一年若無新案完工,EPS又可能大幅滑落。因此,看P/E時,絕不能只看單一年度的數字,而應結合公司未來2-3年的建案完工排程,去預估一個「常態化」的EPS,這樣得出的P/E才更具參考意義。

    各國市場的P/E偏好差異

  • 美國市場:住宅建商的業績晴雨表
  • 美國的純住宅開發商,如D.R. Horton (DHI) 和 Lennar (LEN),是典型的適用P/E估值的例子。它們的商業模式非常清晰:在全美各地購買土地,進行標準化、規模化的住宅建設,然後銷售給個人購房者。它們的股價與美國的房貸利率、新屋開工數、成屋銷售等宏觀數據高度相關。在聯準會降息、房市景氣時,其銷售和利潤預期會大幅提升,P/E也會跟著擴張;反之,在升息週期,市場會因為擔憂未來需求萎縮而給予其較低的P/E。華爾街分析師緊盯它們的每一個季度的交屋數和未來訂單指引,並以此來調整獲利預測和目標P/E。

  • 日本市場:P/E並非主流,成長性是稀缺品
  • 對於三菱地所這樣的大型綜合地產商,由於其業務極度成熟,成長性有限,市場通常不會給予很高的P/E。投資人更看重其穩定的股利和資產安全性。P/E在日本地產領域,可能更適用於一些專注於特定利基市場(如物流地產、數據中心)或進行海外擴張、具備更高成長潛力的新興開發商。

  • 台灣市場:景氣循環下的P/E波動
  • 台灣的投資人對P/E指標非常熟悉。在房市多頭時期,推案銷售順利的建商,如長虹、華固等,往往因為持續創高的EPS而受到市場追捧,享受較高的P/E。投資人會熱衷於計算它們未來幾年的「在手建案潛在獲利」,並以此作為P/E估值的基礎。然而,一旦市場景氣反轉,或受到政府打房政策影響,交易量萎縮,這些公司的P/E水準也會迅速下修。這種劇烈的波動性,正是P/E在週期性產業應用時最大的挑戰。

    NAV與P/E之外:綜合評估的藝術

    當然,NAV和P/E並非估值的全部。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還應納入其他輔助指標和定性分析。

  • 其他量化指標:股價淨值比(P/B)可視為NAV估值的簡化版,適用於快速篩選;價格營收比(P/S)在公司虧損但仍有大量銷售收入時有參考價值;現金流折現法(DCF)雖然理論上最完美,但因不動產未來現金流預測難度極高,實務上較少作為主要估值依據。
  • 定性因素的重要性:數據之外,公司的「軟實力」同樣關鍵。這包括:
  • 管理層能力:管理團隊的過往業績、對市場週期的判斷力、以及執行力。
  • 品牌與產品力:在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形象,以及產品的規劃設計能力,直接影響銷售速度和溢價空間。
  • 財務健康度:負債比率、短債壓力、融資成本和管道等,是判斷公司在逆境中生存能力的關鍵。近年中國地產企業的連環爆雷,就是最深刻的教訓。
  • 政策解讀能力:能否準確預判並適應政策走向,將政策風險轉化為發展機遇。
  • 一個成功的不動產投資者,必須像拼圖一樣,將這些定量與定性的碎片組合起來,形成對公司價值的完整圖像。

    投資者的羅盤:如何在不同市場週期中選擇正確的估值工具

    總結來說,NAV和P/E就像是航海時的兩件關鍵儀器。NAV是「聲納」,用來探測水下的礁石,確保船隻不會觸礁沉沒,它告訴我們價值的底線在哪裡。P/E則是「引擎轉速表」,用來衡量船隻前進的速度和動力,它告訴我們成長的潛力有多大。

    作為投資人,我們需要根據不同的「海象」(市場週期)來決定更依賴哪一個儀器:

  • 當市場處於風雨飄搖的下行週期或盤整期時:此時,生存是第一要務。我們應該優先使用NAV這部「聲納」,尋找那些資產優質、負債可控、股價相對於其淨資產有深度折價的公司。這些公司可能短期獲利不佳,但其豐厚的家底提供了強大的安全墊,能在產業的冬天裡活下來,並在春天到來時率先復甦。
  • 當市場迎來風和日麗的上行週期時:此時,成長是王道。我們應該更關注P/E這個「引擎轉速表」,尋找那些產品定位精準、周轉速度快、管理效率高、能夠迅速將市場景氣轉化為實質獲利的公司。這些公司的股價彈性最大,有望在多頭市場中帶來超額回報。

對於台灣的投資者而言,建立起這樣一個國際化的估值框架至關重要。它不僅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本土的國泰建設與遠雄建設,也能讓我們在評估美國的D.R. Horton或日本的三菱地所時,擁有一套統一、可比較的標準。在一個全球聯動的資本市場,只有掌握了這套通用的分析語言,我們才能真正跨越地域的限制,在全球範圍內,為自己的投資組合找到最堅實的基石與最亮眼的成長之星。

告別水泥、擁抱晶片:中國房企如何用百億利潤,豪賭下個護國神山?

當中國的房地產巨輪撞上冰山,產業在哀鴻遍野中緩緩下沉時,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浮上水面:是否有任何玩家能及時跳船,登上駛向未來的科技方舟?在這個宏大的轉型敘事中,一家名為「衢州發展」的公司,正上演著一場從水泥磚瓦到半導體晶片的驚險躍遷。它的前身,是典型的民營房產開發商「新湖中寶」,如今在地方國有資金的掌舵下,正試圖將過去從土地中攫取的巨額資本,灌溉到截然不同的科技土壤中。這不僅是一家企業的自救,更可能是觀察中國資本流動與產業政策轉向的絕佳縮影。

這場轉型的核心劇本,圍繞著一個核心動作展開:用過去的房產利潤,撬動未來的科技版圖。這家公司正大舉收購半導體材料供應商、重倉投資區塊鏈基礎設施龍頭。這種「房產+X」的模式並不罕見,但衢州發展的賭注之大、轉向之決絕,使其成為一個獨特的分析樣本。本文將深入剖析其轉型路徑,解構其龐雜的投資版圖,並將其置於國際比較的視野中——它能否成為日本軟銀(SoftBank)那樣的科技投資巨擘?其收購的半導體材料業務,與台灣的「光洋科」及日本的產業巨頭相比,實力又在何處?對身處科技島的台灣投資者而言,這個來自對岸的故事,又蘊含著哪些值得深思的啟示?

變身之路:從民企梟雄到國有資金艦隊的策略轉向

要理解衢州發展今日的佈局,必須回溯其前身「新湖中寶」的發展軌跡。這家公司的演化,清晰地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房產紅利時期的資本原始積累

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黃金二十年,新湖中寶是一家典型的機會主義獵食者。由創辦人黃偉掌控的這家民營企業,與眾多同行一樣,透過開發房地產累積了驚人的財富。然而,它的獨特之處在於,並未將所有利潤無止境地再投入到買地、建房的循環遊戲中。相反,它很早就展現出對金融執照的濃厚興趣,將房產開發視為一個強大的現金流產生器,為其資本運作提供彈藥。

從1995年投資期貨公司開始,到後來陸續入股證券商(湘財股份)、地方性銀行(盛京銀行、溫州銀行),乃至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中信銀行)和保險公司(陽光保險),新湖中寶幾乎集齊了一套小型金融控股的全執照。這一步棋在當時看來,是民營資本向高利潤、高門檻領域的滲透。回過頭看,這更像是一種無心插柳的風險對沖——當房產主業的潮水退去時,這些沉澱在金融領域的資產,成為了公司最重要的壓艙石和救生筏。

第二階段:國有資金入主,從「機會主義」到「國家戰略」

隨著2021年後中國房地產產業急轉直下,多數民營房產開發商陷入流動性危機,新湖中寶雖然手握優質金融資產,同樣面臨巨大壓力。此刻,地方國有資金——浙江省衢州市的國有資本營運平台——扮演了「白衣騎士」的角色。經過兩次股權受讓,衢州國有資金於2024年正式成為控股股東,公司也更名為「衢州發展」。

這次控制權的轉移,意義遠不止是為一家陷入困境的房產開發商提供財務紓困。它象徵著公司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從創辦人主導的、帶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機會主義」投資,轉向更符合地方政府乃至國家產業政策方向的「戰略性」佈局。國有資金的背書不僅大幅改善了公司的融資環境,降低了財務成本,更重要的是,為其後續向半導體等「硬科技」領域的深度轉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信用支撐和資源對接。公司的未來,不再僅僅是自身的生存問題,而是被納入了區域經濟發展與國家科技自主的宏大棋局之中。

投資版圖解剖:三駕馬車的虛與實

在國有資金入主後,衢州發展的業務架構愈發清晰,形成以「金融投資」、「科技投資」和「房產存量」為主的三駕馬車。其中,房產業務已從過去的成長引擎,轉變為提供穩定現金流的後勤基地,而真正的未來則寄望於金融與科技兩大板塊。

金融壓艙石:中信銀行帶來的穩定現金流

衢州發展的投資組合中,最引人注目的資產無疑是其持有的中信銀行股權。根據最新數據,衢州發展是中信銀行的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約4.4%。這筆早期投資如今已價值不菲,截至2024年底,其帳面價值高達約307億元人民幣,較初始投資額實現了巨幅增值。

這筆投資的價值不僅在於帳面上的浮盈。作為中國領先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中信銀行每年穩定的股利分紅,為衢州發展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現金流。例如,在2023年,中信銀行實現了超過670億元人民幣的淨利潤,並維持穩定的分紅比例。這意味著每年有數十億元的現金流入衢州發展,在房地產銷售回款不穩定的當下,這筆錢是維持公司運轉、並為科技轉型持續輸血的生命線。可以說,沒有這塊金融壓艙石,衢州發展的科技方舟根本無從啟航。

科技奇兵:重倉區塊鏈「趣鏈」,一場高風險的豪賭

如果說金融投資是穩定器,那麼科技投資則是公司的成長引擎,其中最核心的賭注,押在了名為「趣鏈科技」(Hyperchain)的公司身上。衢州發展對其累計投入超過12億元人民幣,持股比例高達45.6%,是絕對的控股股東。

要理解這筆投資,台灣的讀者必須先釐清一個概念:趣鏈科技所從事的「聯盟鏈」,與大眾熟知的比特幣、以太坊等「公有鏈」有本質區別。它並非炒作加密貨幣,而是為政府、金融機構及大型企業提供底層技術基礎設施,解決跨機構間的數據信任、安全共享與協同作業問題。其商業模式更類似於美國的IBM Blockchain或日本富士通(Fujitsu)的企業級區塊鏈解決方案,而非Coinbase這樣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在台灣,類似的應用探索多見於金融機構組建的聯盟,或像「圖靈鏈」(Turing Chain)這樣的技術服務商。

趣鏈科技在中國的聯盟鏈領域已是公認的龍頭,其自主研發的Hyperchain底層平台在技術測評中領先,並深度參與了國家級的標準制定。其客戶遍及政府、銀行、保險等關鍵領域,甚至衢州發展投資組合中的中信銀行、浙商銀行本身就是趣鏈的客戶,形成了顯著的生態協同效應。

然而,這依然是一場高風險的賭注。區塊鏈技術的商業化落地仍在早期階段,趣鏈科技目前仍處於虧損狀態。儘管市場對其估值已達數十億人民幣,且已被列入重點擬上市企業名單,但其未來能否兌現巨大的潛力,仍存在變數。這筆投資,充分體現了衢州發展願意為高成長性而承受高風險的投資偏好。

轉型核心:併購「先導電科」,從水泥磚瓦到半導體靶材

如果說投資趣鏈是面向未來的遠期佈局,那麼擬收購「先導電科」(Vital Advanced Materials)則是公司轉型戰略中最堅實、最核心的一步。此舉標誌著衢州發展正式從資本層面的投資,跨入實體科技產業的營運。

先導電科的核心產品是「濺鍍靶材」(Sputtering Targets),這是一種在半導體製造、顯示面板、太陽能電池等高科技產業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薄膜材料。簡單來說,它就像是高純度的「墨水」,透過物理氣相沉積(PVD)技術,將原子級的材料「噴塗」到晶圓或玻璃基板上,形成所需的導電層或絕緣層。

這次收購的戰略意義極其深遠:
1. 切入高科技製造核心環節:靶材雖是材料,卻是半導體產業鏈的上游關鍵一環,技術門檻高,且直接受益於中國晶片自主化、面板產能擴張的國家級戰略。
2. 優質的業績與現金流:與尚在燒錢的趣鏈不同,先導電科是一家成熟且獲利能力強勁的公司。根據公告,其2023年歸屬母公司稅後淨利達4.4億元人民幣,能立刻為衢州發展貢獻可觀的利潤,優化整體財務結構。
3. 產業鏈的國際對標:濺鍍靶材是一個全球寡占的市場,長期由美、日企業主導。

  • 美國:領導者是漢威聯合(Honeywell)與Materion等巨頭,它們掌握著最尖端的材料提純與加工技術。
  • 日本:更是靶材的王國,JX日礦金屬(JX Nippon Mining & Metals)和東曹(Tosoh)等公司佔據全球半壁江山。
  • 台灣:本地龍頭則是「光洋應用材料科技」(光洋科),它在貴金屬靶材與顯示器靶材領域深耕多年,是台灣半導體與面板產業鏈的重要支撐。
  • 先導電科在中國市場的角色,正類似於光洋科在台灣的地位,是本土供應鏈崛起的代表。此次收購,等於讓衢州發展直接將一個「迷你版光洋科」納入麾下,正式從房地產的泥沼中抽身,一腳踏入了高科技製造的賽道。

    跨國鏡像:日本軟銀模式的中國學徒?

    將衢州發展的轉型路徑置於全球視野下,一個有趣的對比對象浮現出來——日本的軟銀集團(SoftBank)。兩者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 跨產業的資本躍遷:軟銀從軟體代理起家,利用早期網際網路的紅利累積資本,而後轉型為全球最大的科技風險投資基金。衢州發展則是利用房地產的紅利,試圖轉型為科技產業的控股平台。兩者都完成了從一個時代的「金雞母」產業向另一個時代的「高成長」產業的資本大挪移。
  • 「投資+賦能」的控股模式:兩者都不僅僅是財務投資者。軟銀透過其龐大的「願景基金」生態系,為被投資企業提供資源與協同。衢州發展同樣利用其金融與房產背景,為趣鏈等科技公司對接客戶與應用場景。
  • 對未來賽道的豪賭:孫正義對人工智慧的孤注一擲,與衢州發展對區塊鏈、半導體材料的重倉佈局,都體現了一種對未來技術趨勢下重注的企業家精神。

然而,差異同樣明顯。軟銀的轉型是純粹的市場化行為,其資金來自全球資本市場,投資決策圍繞創辦人孫正義的個人判斷。而衢州發展的轉型,則深刻地烙上了「國有資金」的印記,其投資方向更側重於符合國家戰略、解決「卡脖子」問題的硬科技領域,風險偏好相對更為穩健,也更能獲得政策資源的支援。相較之下,台灣的大型傳統產業集團,如台塑或遠東,雖然也進行多元化佈局,但其轉型步伐通常更為漸進與保守,很少出現如此劇烈的「跨物種」式轉變。

結論:房產基因能否孕育出科技巨擘?給台灣投資者的啟示

衢州發展的故事,是一場關於資本如何在新舊動能轉換大潮中尋找出路的生動實驗。它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一個浸潤於土地、鋼筋與水泥中的房產企業,其組織文化、管理思維和資本基因,能否成功孕育出一個真正的科技巨擘?

答案尚在風中。這場轉型的成功,不僅取決於其投資的科技公司能否茁壯成長,更取決於衢州發展自身能否完成從「開發商」到「戰略控股平台」的思維蛻變。它需要學會用更長的週期、更高的容錯率去培育科技創新,同時有效整合旗下金融、科技與房產資源,產生「1+1+1 > 3」的化學反應。其剩餘的上海「壹號院」等核心房產項目,雖然依然暢銷,但更像是為未來儲備的最後一批彈藥,而非值得留戀的昔日榮光。

對於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衢州發展的案例提供了幾個重要的觀察視角:

1. 中國資本的流向變遷:過去二十年從房地產產業溢出的海量資金,正在尋找新的出口。在政策引導下,半導體、人工智慧、新能源等硬科技領域,正成為吸納這些資本的核心窪地。這將深刻影響相關產業的競爭格局。
2. 國有資金角色的演變:中國地方國有資金不再僅僅是傳統產業的守護者,而是日益成為新興戰略產業的積極投資者與孵化者。這種「國有資金+市場化團隊」的模式,正在催生一批新型的、具有強大資源整合能力的競爭主體。
3. 產業轉型的決心與風險:相比於漸進式改良,衢州發展所代表的「跳躍式」轉型,展現了中國企業在壓力之下的巨大決心。這是一場豪賭,一旦成功,其所創造的價值將是指數級的;但倘若整合失敗或技術路徑判斷失誤,其風險亦同樣巨大。

最終,衢州發展能否從一艘滿載歷史包袱的房產巨輪,成功蛻變為一艘靈活駛向科技新大陸的航母,仍需時間檢驗。但無論結局如何,這場發生在海峽對岸的深刻變革,都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深思。它不僅僅是一家公司的故事,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告別黃金時代:中國房市下半場,聰明投資者的生存指南

近期公布的數據,猶如一盆冷水,澆熄了市場對中國房地產產業快速反彈的最後一絲幻想。不論是銷售面積、房屋價格,還是上游的開發投資與新開工數據,幾乎所有核心指標都亮起了紅燈,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市場不僅仍在探底,而且這個「底部」可能是一個漫長且充滿顛簸的平台期。對於習慣了過去二十年房市高速成長的投資者而言,這不僅僅是週期性的調整,更可能是一場結構性的變革。這場變革的劇本,是否會重演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失落的三十年」的開端?又或者,它會走出與美國次貸危機或台灣過往經驗截然不同的路徑?理解當前的數據,並將其置於更宏大的歷史與國際比較視角中,是我們穿越迷霧、尋找未來航向的關鍵。

拆解困境:四大核心指標揭示的殘酷現實

要精準把脈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現況,我們必須深入剖析其最核心的幾組數據,它們共同勾勒出一個從需求端到供給端全面收縮的 bleak picture。

銷售與價格:信心赤字的惡性循環

市場的溫度,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銷售量與價格。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與銷售額的年減幅度持續擴大,尤其在傳統的銷售旺季也未見起色。1-7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累計同比下降約4.0%,銷售額則下降6.5%。更令人擔憂的是價格走勢,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指數,環比下跌的城市數量佔據了絕大多數。一線城市雖然相對堅挺,但也開始出現鬆動,二手房價格的跌幅甚至更為明顯,這通常被視為市場信心的先行指標。

這種量價齊跌的局面,正在形成一個負向回饋循環。潛在購房者因擔心房價繼續下跌而選擇持幣觀望,這種觀望情緒導致銷售進一步萎縮,開發商為了回籠資金只能降價促銷,而降價又進一步強化了市場的看跌預期。這種信心的缺失,遠比單純的流動性問題更難解決,因為它觸及了房地產作為財富儲存工具的核心價值。

投資與開工:開發商的「躺平」與供應鏈的寒冬

需求端的疲軟,迅速傳導至供給側。房地產開發投資,作為過去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如今已然熄火。1-7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同比下降達12.0%,其中7月單月同比降幅更是擴大至17.0%。與此同時,房屋新開工面積累計同比下降19.4%,施工面積也呈現負增長。

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是開發商普遍的「躺平」心態。在銷售不暢、融資困難的雙重壓力下,企業的首要任務從擴張轉為求生。它們大幅削減拿地預算,暫緩甚至停掉現有項目的新開工進度,全力保證現金流安全。這種集體性的收縮行為,不僅衝擊著房地產產業本身,其漣漪效應更向上游的鋼鐵、水泥、建材,下游的家電、裝修等數十個產業擴散,對整體經濟構成顯著的拖累。

資金鏈緊縮:從「三條紅線」到現金流枯竭

如果說銷售疲軟是外患,那麼資金鏈緊縮則是壓垮許多房企的內憂。過去幾年,中國監管機構推出的「三條紅線」政策(即對房企的資產負債率、淨負債率和現金短債比進行嚴格限制),初衷是為了產業去槓桿,防範系統性風險。然而,在市場急劇轉向的背景下,這項政策客觀上切斷了許多高負債房企的外部融資管道。

如今,房企的資金來源極度依賴銷售回款。1-7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累計同比下降7.5%,其中佔大宗的「定金及預收款」大幅下滑9.9%。一旦銷售停滯,企業的現金流便迅速枯竭,不僅無力支付土地款和工程款,甚至連到期的債務也無法償還,最終引發一系列的債務違約事件。這也解釋了為何近期政策端開始強調「保交樓」,因為爛尾樓盤的增加,將進一步侵蝕購房者的信心,讓整個產業陷入更深的泥潭。

歷史的迴響:從日本、美國到台灣的房市鏡像

中國當前的房地產困境並非史無前例。透過比較日本、美國和台灣的經驗,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挑戰的性質,並預判可能的演變路徑。

日本「失落的三十年」: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經典劇本

當前對中國房市最普遍的擔憂,便是其是否會「日本化」。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在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廣場協議後的日圓升值背景下,催生了史詩級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當時東京的地價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說法,至今仍是泡沫瘋狂的象徵。然而,隨著1990年日本央行急劇收緊貨幣,泡沫應聲破裂。

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土地和房產價格在短短幾年內暴跌超過三分之二,並在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一蹶不振。這導致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即便利率降至零,企業也不願再借貸投資,而是將所有現金流用於償還債務,陷入了經濟學家辜朝明所稱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日本的大型地產開發商,如三菱地所、三井不動產,雖然憑藉其財閥背景和業務多元化得以倖存,但也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轉型。

中國與當年的日本有諸多相似之處:都經歷了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和房價飆升,居民儲蓄大量投入房地產,以及政府在泡沫後期主動進行政策收緊。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的政府干預能力和控制力遠強於當年的日本,且城鎮化進程尚未完全結束。然而,「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風險依然是懸在中國經濟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美國2008年次貸風暴:金融創新的雙面刃

相較於日本,美國2008年的房地產危機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其根源並非單純的開發商高槓桿,而是華爾街失控的金融創新。銀行將大量信用不佳的「次級貸款」打包成複雜的金融衍生品(如CDO),層層銷售給全球投資者,無限放大了風險。當房價開始下跌,次貸違約潮爆發,這套複雜的金融體系便瞬間崩塌,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

美國政府的應對方式是迅速且強力的:透過「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ARP)直接向金融機構注資,聯準會也開啟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雖然過程痛苦,但美國房地產市場在政府和央行的強力干預下,大約在2012年就開始觸底反彈。像D.R. Horton、Lennar Corp等大型住宅建築商,憑藉其相對輕資產的「建完即售」模式,在市場復甦後迅速恢復元氣。中國的危機更多是實體開發商的債務問題,而非金融衍生品引發的系統性崩潰,因此,美國式的「快刀斬亂麻」救助方案,在中國可能難以完全複製。

台灣經驗的啟示:溫和調控與產業轉型的借鏡

對台灣投資者而言,本土的經驗或許更具參考價值。台灣在1980年代末也經歷過一波房價飆漲,台北市房價在短短兩三年內翻了三四倍。隨後在政府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和股市崩盤的影響下,房市進入了長達十年的盤整期。但與日本的硬著陸不同,台灣的調整相對溫和,並未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或長期的經濟停滯。

這部分歸因於台灣當時強勁的電子產業出口,成功對沖了房地產業下滑的衝擊。近年來,面對全球低利率環境下的房價上漲壓力,台灣政府採取了如「房地合一稅」等精準的稅收工具,旨在抑制短期投機,而非打壓整個市場。這種「點剎」式的溫和調控,以及強大的實體產業作為經濟壓艙石,是中國在處理當前危機時可以借鏡之處。然而,中國房地產在經濟中的佔比遠高於當年的台灣,調控的難度和牽涉範圍也更為複雜。

迷霧中的航向:投資者的生存指南

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中,投資者需要摒棄過去的慣性思維,採取更為審慎和精準的策略。

「國進民退」趨勢下的避風港:聚焦核心城市與國企龍頭

當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本輪洗牌中,過去激進擴張的民營房企普遍陷入困境,而擁有政府信用背書、融資管道暢通的國有企業和央企,如華潤置地、中國海外發展等,則展現出更強的韌性。它們不僅財務穩健,更有能力在土地市場低迷時,以較低成本獲取一線和強二線城市的核心地塊。未來,市場資源將進一步向這些龍頭企業集中,「國進民退」的趨勢將愈發明顯。對於投資者而言,將目光鎖定在這些財務健康、深耕核心城市、產品力強的企業,無疑是更為安全的避風港。

超越開發:從「物業管理」到「資產運營」的新價值

房地產的「黃金時代」——即單純依靠土地升值和高槓桿開發賺取暴利的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將是更注重存量資產運營和服務的「白銀時代」。這意味著,那些能夠提供穩定現金流的業務板塊,價值將日益凸顯。例如,優質的物業管理公司,其收入不受房地產銷售週期影響,具有防守性。此外,隨著中國REITs市場的逐步成熟,持有型商業物產(如購物中心、辦公大樓、物流倉儲)的資產證券化將成為新的增長點。投資者應拓寬視野,關注從「開發商」向「不動產運營商」轉型的企業,發掘其中蘊含的新價值。

結論:告別黃金時代,中國房市的漫長重構

總體而言,中國房地產市場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典範轉移。簡單的週期性復甦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漫長的、以「去槓桿、去庫存、調結構」為主線的重構過程。這個過程充滿挑戰,既有「日本化」的長期風險,也考驗著政府的政策智慧。對於投資者來說,這意味著必須告別對房價單邊上漲的迷信,建立基於現金流、資產品質和企業韌性的新投資框架。唯有看清大勢,借鑒歷史,才能在這場世紀變局中,穩妥地駛向彼岸。

看懂存量革命:中國房仲業下一個十年的獲利地圖

自2021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結構性地震。曾經高歌猛進的新建商品房銷售規模急遽萎縮,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金額約為8.5萬億人民幣,相較於2021年的高點近乎腰斬。這場劇變不僅讓開發商們陷入困境,也讓與之唇齒相依的房地產仲介產業(在台灣我們習慣稱為房仲業)的未來蒙上了一層厚厚的迷霧。當增量市場的潮水退去,仲介產業的生存空間是否也將隨之崩塌?或者,在這片看似蕭條的廢墟之上,正悄然孕育著新的黃金賽道?答案或許遠比直覺複雜,一場深刻的結構轉型正在重塑這個產業的遊戲規則。

新房市場的黃昏?權力天秤正在逆轉

傳統觀念中,房產仲介似乎是依附於開發商的銷售通路之一。然而,隨著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這個權力關係正在發生微妙的逆轉。過去,開發商財大氣粗,傾向於自建龐大的行銷團隊;如今,面對巨大的消化庫存壓力與緊縮的現金流,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成本效益。維持一個大規模的銷售團隊變得日益昂貴且低效,而掌握著廣泛客源的仲介平台,則成為了他們不得不倚重的「救命稻草」。

這種轉變直接體現在兩個關鍵指標上:仲介在新房市場的「滲透率」與「傭金率」。所謂滲透率,指的是透過仲介通路完成的新房銷售佔總銷售額的比例。在市場好的時候,開發商話語權強,這個比例相對較低。但根據最新的產業趨勢分析,中國新房市場的仲介滲透率正從2021年的約32%穩步攀升,預計到2030年可能達到50%的水平。與此同時,由於開發商急於資金回流,願意支付更高的通路費用,新房銷售的傭金率也呈現上升趨勢,從過去的2.4%左右逐步向3%靠攏。

這意味著,即使未來中國新房市場的總規模穩定在每年8.3萬億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仲介機構從中分得的蛋糕反而會變大。簡單估算,在滲透率50%、傭金率3%的假設下,到2030年,新房代理業務仍能貢獻約1239億人民幣的市場空間。這告訴我們,新房市場並非無利可圖,而是遊戲玩法變了——仲介正從單純的銷售通路,轉變為掌握終端客戶、與開發商平等博弈的關鍵合作夥伴。

中古屋市場:接棒成長的「沉默巨獸」

如果說新房市場是守住基本盤,那麼中古屋市場(台灣稱中古屋市場)無疑是未來十年中國房地產仲介產業最核心的成長引擎。這場由「增量」轉向「存量」的時代變革,是理解未來市場格局的關鍵。

要理解這個趨勢,我們可以借鏡成熟市場的發展路徑。在美國,中古屋交易量常年佔據房地產市場總交易量的85%以上,Zillow、Redfin等科技平台徹底改變了資訊傳播方式,但專業經紀人的角色依然不可或缺。在與我們文化背景更為接近的日本,儘管過去曾有偏愛新房的傳統,但隨著經濟發展成熟化,其首都圈的中古屋成交佔比也已超過65%。日本的三井不動產Realty、住友不動產販賣等巨頭,其業務重心早已轉向既有房屋的經營與服務。

再來看看台灣的經驗,信義房屋與永慶房屋兩大龍頭深耕多年,早已建立起以中古屋買賣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台灣的房地產市場成熟,中古屋交易是市場的絕對主流,民眾對於透過專業房仲進行複雜的產權調查、價格評估與交易流程已有高度的依賴與信任。

反觀中國大陸,2024年其中古屋成交面積佔比首次達到45%,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但相較於美、日、台超過70%的普遍水準,顯然還有巨大的成長空間。另一個潛力指標是「換手率」,即每年成交的中古屋數量佔房屋總存量的比例。目前中國的中古屋換手率僅約2.9%,遠低於美國2000年至2023年平均4.6%的水平。這意味著大量的房屋資產尚未被充分活化,隨著都市化進程深化、家庭結構變化以及改善型需求的釋放,中古屋的流動性將會顯著提升。

綜合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中古屋交易規模中樞有望達到9.1萬億人民幣。考慮到中古屋交易的複雜性(估價、產權、貸款、過戶等),其對專業仲介的依賴度遠高於新房。目前,中國中古屋交易的仲介滲透率已達88.7%,與美國的90%相差無幾,未來將保持穩定。假設傭金率穩定在2%左右,那麼到2030年,中古屋仲介市場的規模將高達1679億人民幣,正式超越新房業務,成為產業的頂樑柱。

租賃市場:都市化的下一個穩定器

除了買賣市場,租賃是構成居住服務的另一塊重要拼圖。尤其在「租售並重」的政策導向下,租賃市場的專業化、規模化發展已是必然趨勢。目前,中國的租房人口約2.6億,佔總人口的18.5%,而美國這一比例超過30%。隨著大城市房價高漲以及年輕一代居住觀念的轉變,選擇租房生活的人口比例將持續上升。

更重要的是,租賃需求正從過去「有個地方住就行」的生存型需求,轉向追求品質、服務與穩定性的改善型需求。這為專業的租賃仲介機構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他們不僅可以提供房源資訊,更能提供簽約、維修、清潔、租務管理等一系列增值服務,解決個人房東與租客之間的諸多痛點。

我們預計,在租房人口增加、人均租賃面積改善以及租金穩步上漲的多重因素驅動下,中國的房屋租賃市場規模將從2024年的約2.2萬億人民幣,增長至2030年的3萬億人民幣。若專業仲介的滲透率能從目前的約56%提升至60%,並維持約5.6%的傭金率(相當於約大半個月的租金),這將創造出一個超過1000億人民幣的穩定現金流業務。對於仲介公司而言,租賃業務不僅貢獻收入,更能鎖定大量潛在的未來購房客戶,形成一個良性的業務生態循環。

結論:從交易搓合到價值服務的轉型之路

綜合來看,中國房地產仲介產業的未來並非一片黯淡。市場總傭金規模預計將從2021年高點的3209億人民幣,穩健增長至2030年的約3926億人民幣。然而,蛋糕的內部結構將發生根本性變化:源自新房的收入佔比將從約39%下降至32%,而來自中古屋和租賃的「存量市場」收入佔比,將從61%攀升至68%。

這場結構轉型對產業參與者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帶來了巨大的契機。過去那種依靠資訊不對稱、賺取快錢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未來的贏家,必然是那些能夠像台灣信義、永慶那樣,建立起強大品牌信任度、提供精緻化和專業化服務的企業;或是像日本不動產巨頭那樣,圍繞「住」這個核心需求,延伸出居家裝潢、居家用品、金融等一站式衍生服務,深度挖掘單一客戶終身價值的平台。

對於投資者而言,觀察這個產業的視角需要從單純的「成交量」,轉向更深層次的市佔率、服務品質、科技應用效率以及新業務拓展能力。中國的房市巨變,正在催生一個更成熟、更專業、更注重長期價值的居住服務新時代。看懂這場存量革命,才能真正把握住下一個十年的產業脈動。

台灣房仲6%服務費憑什麼?美國一場官司,恐將終結百年潛規則

當您準備在台北市中心賣掉一間價值三千萬的公寓時,房仲業者告訴您,依照行情需要支付接近百萬的服務費,您是否曾懷疑過:這筆費用,真的合理嗎?又或者,當您在日本或英國置產時,發現當地的仲介費用結構與台灣截然不同,心中是否會浮現一個更大的問號:全球房地產仲介的收費標準,究竟由誰說了算?長久以來,房屋買賣的佣金(台灣俗稱「服務費」)就像一個房間裡的大象,買賣雙方雖心知肚明,卻鮮少有人能清晰地解釋其定價邏輯。然而,一場來自美國的產業風暴,正徹底顛覆這個百年來的「潛規則」,其影響之深遠,不僅將重塑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更為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台灣投資者與擁房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啟示。

全球房仲收費大比拚:從1.5%到7.5%的天壤之別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一個核心事實:房仲服務費並不存在全球統一的標準。各國的費率因市場成熟度、法規與交易習慣而有著巨大差異。這就像同樣是喝一杯咖啡,在義大利街頭小館和在東京銀座高級酒店的價格可能相差數倍。

放眼全球,大致可分為三大陣營。第一類是低佣金率國家,以英國和部分北歐國家為代表。在英國,賣方通常僅需支付成交總價的1.5%左右作為服務費,且幾乎沒有買方支付佣金的習慣。這背後的原因是其高度透明的市場資訊與普及的線上平台,大幅降低了買賣雙方的撮合難度。

第二類則是高佣金率國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國與日本。在不久的過去,美國的標準佣金率長期維持在5%至6%之間,這筆費用傳統上由賣方全額支付,再由賣方仲介與買方仲介拆分。而日本的法定佣金上限也接近6%,採取買賣雙方共同分擔的模式。

第三類則介於兩者之間,例如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佣金率多半落在3%至5%的區間。

那麼,台灣處於哪個位置?根據內政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不動產經紀業者向買賣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的6%。在實務上,市場慣例通常是賣方支付4%、買方支付1%至2%,總計約5%至6%。從數字上看,台灣的房仲服務費率,無疑是與美國、日本同屬「高佣金俱樂部」的成員。這個數字對於一筆動輒數千萬的交易而言,意味著一筆高達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交易成本,這也正是許多買賣雙方最為「有感」的痛點。

拆解高佣金背後的秘密:三大關鍵因素定價

為何有些國家的仲介費不到2%,而台灣卻高達6%?這背後的定價邏輯並非隨意喊價,而是由幾個關鍵因素共同決定的。

資訊不對稱的價值:市場越「不透明」,仲介越值錢?

房仲服務的核心價值之一,在於弭平資訊落差。在一個資訊不流通、房源分散、價格混亂的市場中,仲介憑藉其專業知識、人脈網絡與物件資料庫,為買賣雙方提供了巨大的價值。他們幫助賣方找到合適的買家,也幫助買家過濾海量資訊、進行產權調查與價格談判。

研究顯示,一個市場的效率(資訊的可得性與透明度)與仲介佣金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這意味著,當市場資訊越透明、買賣雙方越容易自行獲取資訊時,對仲介的依賴度就越低,佣金率自然也隨之下降。這也解釋了為何網路科技的發展,對全球房仲業帶來了結構性的壓力。

以美國為例,像Zillow、Redfin這類線上平台的崛起,讓消費者可以輕易查詢歷史成交價、社區環境、學區評分等資訊,大大削弱了傳統仲介的資訊壟斷優勢。同樣地,在台灣,諸如「591房屋交易網」等平台的普及,也讓房源資訊變得前所未有的透明。理論上,這種趨勢應當會對居高不下的佣金率構成壓力。

房價的逆向指標:為何豪宅的佣金「趴數」反而比較低?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佣金率與房屋總價通常呈現反比關係。簡單來說,總價越高的豪宅,其成交佣金的「趴數」(百分比)反而越低;而總價較低的物件,佣金率可能相對較高。

這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對於仲介而言,服務一間五千萬的豪宅和一間一千萬的首購宅,所投入的時間與精力成本或許差異不大,但佣金總額卻天差地遠。因此,為了爭取高總價的案源,仲介業者通常願意在費率上做出讓步。

這種「分段定價」的邏輯在許多國家都有體現。例如,日本的《宅地建物取引業法》就明確規定了分段收費標準:成交價400萬日圓以上的部分,佣金率為3.3%(含稅);而200萬日圓以下的部分,佣金率則為5.5%。這種制度化的設計,確保了無論房屋總價高低,收費都有一個相對公平的基準。

而在台灣,雖然法規僅訂定6%的上限,並未有明確的分段費率,但高總價物件的服務費率更具彈性,早已是市場上不成文的默契。這也提醒了賣方,特別是高總價物件的屋主,在委託銷售時,服務費率絕對存在著談判的空間。

政策的手:看不見的價格天花板

最後,政府的監管政策是影響佣金率最直接的力量。各國政府通常會透過立法來規範仲介費的上限與收取方式,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如前所述,台灣的6%上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中國大陸近年來的政策走向更值得關注。過去,中國的仲介費主要由買方承擔,費率約在2%左右。但自2023年起,官方明確提出要「合理降低住房買賣經紀服務費用」,並「引導交易雙方共同承擔」,北京等一線城市的龍頭仲介隨即將佣金率下調至2%,並改為買賣雙方各付1%。這種由上而下的政策引導,直接改變了市場的收費結構。

產業震撼彈:美國房仲百年「賣家全付」模式的終結

長久以來,美國房仲業奉行一套獨特的佣金制度:賣方支付總價5%至6%的佣金,然後這筆錢由賣方仲介與買方仲介平分。這套系統看似簡單,卻一直備受詬病。批評者認為,這種結構導致買方仲介的服務動機,是為了從賣方身上分得更高的佣金,而非真正為買家爭取最低的價格,從而無形中墊高了整體的房屋交易成本。

2024年3月,一項歷史性的集體訴訟和解協議,為這個百年模式劃下了句點。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同意支付高額和解金,並承諾取消行之有年的佣金規定。從2024年中開始,賣方仲介將不再被允許在集中房源系統(MLS)上,預先設定要付給買方仲介的佣金比例。

這項變革的影響是顛覆性的。未來,美國的購屋者將必須直接與自己的仲介協商服務費用,佣金支付將從「賣家全付」轉變為買賣雙方「各付各的」。市場分析師普遍預期,此舉將引發仲介之間的「價格戰」,整體佣金率可能在未來幾年內下降25%至50%。一個更透明、更具競爭性的市場新秩序正在形成,這對習慣了高佣金的美國房仲業而言,無疑是一場生存淘汰賽。

他山之石:日本的「透明分級制」能給台灣什麼啟示?

當美國市場因訴訟而被迫走向變革時,我們不妨將目光轉向另一個高佣金國家——日本,看看他們是如何在制度設計上尋求平衡的。

日本的房仲佣金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法定化」與「透明化」。其收費標準並非由產業協會或市場默契決定,而是白紙黑字地寫在法律《宅地建物取引業法》中。這種做法帶來了幾個顯著的好處:

1. 高度的可預測性: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在交易前就能清楚計算出自己需要支付的最高佣金金額,杜絕了坐地起價或模糊報價的空間。
2. 保護消費者:明確的法律上限,有效地保護了不熟悉市場的消費者,避免他們因資訊落差而支付過高的費用。
3. 促進公平競爭:所有業者都在同一個法律框架下競爭,競爭的重點從價格戰轉向服務品質的提升。

反觀台灣,雖然有6%的法定天花板,但在天花板之下的定價卻充滿了模糊地帶與談判角力。消費者往往不清楚市場的「合理」行情是多少,仲介的報價也常因人、因案而異。日本這種將收費標準進一步細化、法制化的做法,或許能為台灣在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公平、透明的交易環境時,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方向。

買方市場來臨,台灣房仲佣金的下一步?

全球房地產市場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轉變。資訊科技打破了壟斷,監管政策劃定了紅線,而美國市場的百年變革,更像是推倒了第一塊骨牌。這一切趨勢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一個對消費者更友善、收費更合理、服務更專業的時代正在到來。

對於台灣的投資者與屋主而言,這意味著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5%至6%高佣金制度,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隨著房市從過去的賣方市場逐漸轉向買方市場,消費者的議價能力正在提升。當全球最大的房地產市場都在進行費用結構的「大手術」時,台灣的消費者沒有理由繼續被動地接受現狀。

未來的房地產交易,將不再只是價格的談判,更是服務價值的重新定義。作為消費者,我們需要開始學會提問:我支付的這筆高額服務費,究竟換來了哪些無可取代的專業服務?面對全球性的降費趨勢,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理據,向仲介爭取更合理的費率?

美國房仲業的這場風暴,不僅僅是一則海外財經新聞,它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自身市場的挑戰與機遇。了解這些全球趨勢,不僅能幫助我們在下一次房屋買賣中做出更明智的決策,更是推動台灣房地產市場走向更成熟、更透明的關鍵一步。那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6%時代,或許正悄然走向終點。

為何中國房市數據越冷,股價越燒?一場豪賭揭開背後真相

近期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表現,宛如一場精心編排的懸疑劇。7月上旬的數據顯示,無論是新房還是二手房,成交量皆出現了較上月下滑,市場溫度似乎再度降回冰點。然而,吊詭的是,資本市場的反應卻截然相反。A股的房地產類股指數在同期逆勢大漲,成為各類股中的領頭羊。數據走冷,股價卻預熱,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市場邏輯?答案或許不在於眼前的數字,而在於一場對未來政策的巨大賭注。市場不再執著於解讀過去的銷售數據,而是將所有目光都投向了那扇緊閉的政策大門,屏息以待一場可能扭轉乾坤的重量級會議,以及一種可能顛覆傳統融資模式的金融科技創新。本文將深入剖析這場圍繞「政策底」與「市場底」的激烈博弈,借鑑日本與台灣的歷史經驗,為台灣的投資者與專業人士提供一個穿越迷霧的觀察視角。

「政策底」的豪賭:一場可能重塑市場的關鍵會議

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最熱的詞,並非銷售額或房價,而是「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對於許多台灣讀者而言,這或許是個陌生的名詞,但它在中國的政策體系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並非一個常規的年度會議,其召開往往意味著國家對城市發展的頂層設計將迎來重大調整,而房地產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載體,自然成為每次會議的焦點。

歷史的回聲:為何一場會議能牽動萬億市場?

回顧歷史,便能理解市場為何對此抱有如此高的期待。上一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是在2015年底召開,當時中國房市同樣面臨巨大的庫存壓力。會後,一項名為「棚戶區改造」的政策工具被大規模推行。簡單來說,這是一場由政府主導的舊城區拆遷運動,政府透過貨幣化安置(直接發放現金補償給拆遷戶),在短時間內創造出龐大的購房需求,有效地消化了三四線城市的巨量庫存,並直接啟動了2016年至2018年的全國性房價上漲週期。這段歷史讓市場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當產業陷入深度困境時,最高層級的會議往往能祭出超乎預期的「火箭筒」級別政策。如今,在房市持續低迷數年之後,市場自然而然地將希望寄託於新一次會議的召開,期待能有類似「棚改2.0」的強力政策推出,為市場注入強心針。

日本的教訓:政府救市,是解藥還是毒藥?

然而,強力政策干預是一把雙面刃。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的經歷。當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後,日本政府同樣採取了連續降息、擴大公共投資等一系列救市措施。然而,這些政策並未能阻止資產價格的長期下跌,反而使得許多本應倒閉的「殭屍企業」得以苟延殘喘,占用大量金融資源,最終拖累了整個日本經濟,開啟了所謂的「失落的三十年」。

將中日兩國對比,可以發現關鍵的差異點。中國政府對經濟,特別是銀行體系的掌控力遠超當年的日本。這意味著北京有能力透過行政命令,引導國有銀行為國有房企持續輸血,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瞬間引爆。但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政策的強力介入雖然能守住短期的「政策底」,卻可能延遲真正由供需關係決定的「市場底」的到來。日本的教訓在於,單純的輸血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若不能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實現優勝劣汰,長期的經濟活力將受到侵蝕。對於台灣投資者而言,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即使中國政府出手救市,也可能是一個漫長且痛苦的過程,而非V型反轉的開始。

冰與火之歌:當前中國房市的真實溫度

剝開政策預期的外殼,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內部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化,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景象。

新房與二手房的背離

根據最新數據,截至2024年7月中旬,重點47個城市的新房成交面積年增率下滑約14%,而22個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面積年增率僅微幅下滑2%。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二手房的成交活躍度甚至明顯高於新房。這種背離現象的背後,是購房者信心的轉移。過去幾年,以恆大、碧桂園為代表的大型民營房企接連爆發債務危機,導致大量預售建案停工,「爛尾樓」風險成為購房者的夢魘。相較之下,二手房是實實在在的現房,所見即所得,交易風險較低。這種「信任危機」導致需求從新房市場流向二手房市場,也解釋了為何即使政策放鬆,新房銷售依然舉步維艱。這與台灣市場的經驗相似,在市場下行週期,有信譽、財務穩健的品牌建商,其預售案的接受度會遠高於其他同業。

土地市場的「國進民退」現象

另一個顯著的結構性轉變發生在土地市場。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在全國權益拿地金額排名前十的開發商中,清一色都是如中海地產、保利發展、華潤置地等擁有央企或地方國資背景的「國家隊」成員。民營房企由於資金鏈緊張,幾乎已在公開的土地拍賣市場上絕跡。這形成了顯著的「國進民退」格局。

這種現象與台灣和日本的市場生態形成鮮明對比。在台灣,土地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是遠雄建設、興富發等大型民營企業。在日本,三菱地所、三井不動產等源自舊財閥的綜合性集團是市場的中堅力量。它們雖然規模龐大,但本質上仍是市場化的民營主體。中國土地市場由國企主導的格局,一方面穩定了地價,避免了土地流標引發的市場恐慌;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市場競爭活力的下降,未來的房地產開發可能更趨向於政策導向,而非市場導向,這將對產品創新和營運效率帶來長遠影響。

尋找新出路:區塊鏈能否拯救深陷泥淖的地產商?

在傳統的開發銷售模式陷入困境,融資管道全面收緊的背景下,一些思維前衛的業者開始將目光投向了金融科技,試圖用區塊鏈技術為沉重而不動的房地產資產解套。這就是近期在香港市場嶄露頭角的「房地產RWA(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

RWA是什麼?把「信義區豪宅」變成股票來交易

RWA的概念聽起來複雜,但可以用一個貼近台灣讀者的比喻來理解。想像一下,將台北信義區的一棟價值數十億台幣的頂級豪宅,不是作為一個整體出售,而是透過區塊鏈技術,將其所有權或未來的租金收益權,分割成數百萬個甚至更多的「數位代幣」。每個代幣代表著對這棟豪宅極微小的一部分權益。然後,這些代幣可以在數位資產交易所裡像股票一樣,24小時自由買賣。

這就是RWA的核心思想:將流動性極差、投資門檻極高的實體資產,轉化為高流動性、可分割的數位證券。對開發商而言,這可能開闢一條全新的融資路徑。例如,香港的德林控股近期便宣布,計劃將其旗下的德林大廈部分權益進行代幣化。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過去只有富豪才能參與的頂級商用不動產投資,未來或許普通人花幾千塊錢就能買到一個「代幣」,成為世界級地標的微型業主。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代幣化的機遇與挑戰

房地產代幣化的前景固然誘人,但現實的挑戰同樣巨大。首先是監管問題。如何確保資產估值的公允性?如何保護投資者權益?如何防範洗錢等非法活動?這些都是各國監管機構面臨的難題。台灣雖然在STO(證券型代幣發行)領域設有監理沙盒,但整體態度仍相當審慎。中國大陸對虛擬資產的監管則更為嚴格,短期內大規模推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目前這類嘗試主要集中在香港這個擁有獨立金融監管體系的國際金融中心。其次,市場的接受度和流動性仍待考驗。一個全新的資產類別需要時間來教育投資者,建立信任。儘管如此,RWA的出現,標誌著房地產業正被迫尋求根本性的創新,這個趨勢值得長期關注。

結論:台灣投資者的視角 — 危機中的三道窄門

總結而言,當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正處於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市場在疲弱的現實與強烈的政策期待之間搖擺,產業內部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洗牌。對於身處台灣的投資者和觀察家,與其猜測政策的「大獎」何時開出,不如更理性地審視這場變革中浮現出的機會與風險。在這場危機中,有三道值得關注的「窄門」:

第一道是「國企之門」。在民營房企普遍陷入流動性危機的背景下,那些財務穩健、擁有政府信用背書的國有開發商,正在成為市場的整合者和最終贏家。它們不僅能獲得更便宜的融資,也能在土地市場上從容佈局。這類企業的風險相對較低,確定性更高。

第二道是「服務之門」。當增量開發的黃金時代結束,存量房地產的管理和交易服務價值便日益凸顯。例如,物業管理、商業地產營運、房產經紀平台等業務,其現金流更為穩定,受產業週期性波動的影響也較小。這些領域的龍頭企業,如華潤萬象生活、貝殼等,可能穿越週期,展現出更強的韌性。

第三道是「科技之門」。以RWA為代表的金融科技創新,雖然目前仍處於萌芽階段,充滿不確定性,但它代表了解決產業核心痛點(流動性差)的未來方向。對於具備較高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持續追蹤這一領域的發展,可能會在未來捕捉到顛覆性的機會。

中國的房地產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深刻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其演變路徑註定複雜而漫長。借鑑日本泡沫破裂後的經驗,我們應抱持謹慎,避免過度樂觀;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獨特的體制應對能力和潛在的創新動能。穿過眼前的迷霧,看清結構性的變化,或許比單純地等待政策的「解藥」更為重要。

中國房市踏上日本「失落三十年」老路?從4大支柱看懂北京的豪賭與自救

過去二十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猶如一頭狂奔的猛獸,以驚人的速度拉動著經濟成長,也吹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大泡沫。然而,盛宴終有結束之時。從恆大、碧桂園的連環爆雷,到各地不斷湧現的「爛尾樓」,這頭猛獸如今步履蹣跚,引發全球市場的憂慮。對身處台灣的投資者而言,對岸這場劇烈的結構性轉變,不僅是隔岸觀火,其連鎖反應更可能衝擊全球供應鏈與金融市場。當北京當局頻繁提及要建立「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時,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一套因應危機的短期話術,還是一場動真格的根本性手術?這個「新模式」新在何處?它能否引領中國走出泥沼,又將如何重塑產業格局?更重要的是,從日本「失落的三十年」與台灣自身的城市發展歷程中,我們能看見哪些可供借鏡的鏡像與警示?

拆解「新模式」:中國房市的四根救命稻草?

所謂的「新模式」,並非單一政策,而是一套涵蓋供給、需求、制度等多個層面的組合拳。根據官方釋出的訊息,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四大核心支柱。這不僅是因應當前危機的短期策略,更是對過去「高槓桿、高周轉、高負債」舊模式的徹底告別,意圖引導房地產回歸其居住本質,並成為經濟的穩定器,而非風險源。

支柱一:從「蓋房子」到「蓋好房子」的品質革命

新模式的第一個核心,是供給面的結構性改革,其口號非常直白:要鼓勵建設「好房子」。這聽起來像是常識,但在過去的狂飆突進時代,速度與數量遠比品質重要。如今,政策明確提出要「加大高品質住宅供給」、「推動建設安全、舒適、綠色、智慧的好房子」。這背後透露的訊號是,在市場總量趨於飽和甚至萎縮的背景下,透過提升品質來創造新的增量市場。

這套邏輯在其他產業已有成功先例。十多年前,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汽車市場已經飽和,但新能源車的出現,憑藉其技術優勢與環保特性,硬是開闢出一個全新的巨大市場。房地產亦是如此。中國現存大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破小」住宅,在設計、建材、節能、社區配套等方面早已無法滿足現代家庭的需求。新模式希望引導開發商轉向,專注於打造層高更舒適、設計更人性化、建材更環保、並融入智慧家庭與高齡友善設計的新一代住宅。

這讓我們聯想到九十年代泡沫破裂後的日本。當時,日本房地產市場從追求數量轉向追求極致的品質與安全。開發商開始在抗震技術、建材耐久性、節能環保等方面下足苦功,誕生了諸如「百年住宅」這樣的概念。時至今日,日本住宅的精細化設計與高品質施工,仍是全球產業的標竿。中國此番轉向,正是試圖複製日本在品質提升上的路徑,用高品質供給來刺激改善型需求,逐步淘汰老舊庫存,形成一個良性的更新循環。對產業鏈而言,這意味著傳統的鋼筋、水泥等大宗建材需求將趨緩,而高性能建材、智慧家庭系統、節能環保技術等領域,將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支柱二:「國家隊」下場收購,釜底抽薪還是杯水車薪?

面對市場上堆積如山的待售商品屋庫存,光靠鼓勵「好房子」顯然不夠。如何消化這些存量房產,是新模式最棘手也最受關注的一環。為此,北京推出了堪稱「王牌」級的政策:由政府支持的國營企業下場,收購部分已建成的存量商品屋,用作社會住宅或租賃住宅。為此,中國人民銀行在2024年5月設立了3000億元人民幣的社會住宅再貸款,支持地方國營企業進行收購。

這種由「國家隊」直接介入市場、扮演最終購買者的做法,力道之大,史上罕見。其核心目標有二:一是直接減少市場上的過剩供給,緩解開發商的資金壓力,防止價格因恐慌性拋售而崩盤;二是藉此機會擴充社會住宅的供給,完成社會政策目標。

然而,這項政策的成效仍存在巨大爭議。根據各方估算,中國目前的商品屋廣義庫存高達數十兆人民幣,3000億的再貸款額度相比之下,無疑是杯水車薪。此外,收購過程中的定價機制是一大難題:價格定太高,會造成國家財政巨大損失,並引發道德風險;價格定太低,開發商不願出售,政策也無法落地。更重要的是,收購來的房子如何營運、管理,能否形成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都充滿未知數。

回看歷史,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並未採取如此大規模的政府直接收購模式。日本政府更多是透過金融機構重組、處理不良債權的方式,讓市場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出清過程。房價在十多年間持續下跌,許多開發商破產倒閉。日本的選擇是「長痛」而非「短痛」。而台灣在因應房市波動時,也更傾向於運用金融工具,例如選擇性信用管制、調整房貸利率與成數,並透過推動「社會住宅」來調節市場,而非由政府大規模買下建商的房子。

中國此番「國家隊」下場的豪賭,試圖用政府的強力介入來避免市場的硬著陸。這是一條與日本、台灣截然不同的路徑。其優點是可能快速穩定市場預期,避免系統性風險爆發;但缺點是成本極高,且可能扭曲市場機制,將房企的風險轉嫁給了全民。這場規模空前的實驗最終效果如何,仍有待觀察。

支柱三:城市更新接力,台日經驗的鏡像

如果說收購存量房是「治標」,那麼大規模的城市更新,則是新模式中兼具「治本」與拉動經濟的另一大支柱。中國的城鎮化雖已達到一定水準,但城市內部存在大量需要改造升級的區域,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舊社區,二是盤踞在城市中心的「城中村」。

新模式明確要將這兩類區域的改造作為重點工作。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房屋翻新,而是系統性的「完整社區」建設,聚焦於改善基礎設施、增加停車位、電梯等便民設施,並特別強調補齊「一老一小」(養老與托育)的配套服務短板。

這一策略對於熟悉台灣和日本發展歷程的我們而言,再熟悉不過。台灣推行多年的「都市更新」(都更)與近年來加速的「危老重建」,其核心邏輯與此如出一轍。透過政策引導與容積率獎勵,鼓勵民眾將老舊、有安全隱患的建築拆除重建,從而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城市面貌,並帶動建築、設計、建材等相關產業。儘管台灣的都更常因產權整合困難而進度緩慢,但其對城市機能的提升與經濟的帶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日本在這方面更是先行者。泡沫破裂後,大規模的新區開發停滯,取而代之的是精細化的城市再開發。由半官方機構「都市再生機構」(Urban Renaissance Agency, 簡稱UR)主導,對東京、大阪等大都市的核心區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更新改造,不僅改善了老舊社區的居住品質,也創造了新的商業與文化空間,成為穩定經濟的重要力量。

中國的城市更新,可以說是台灣「都更」與日本「UR模式」的混合體與放大版。其規模之大、政府推動力度之強,遠超台日。這將在未來十年為中國經濟提供新的動能,接替過去大規模土地開發的角色。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機會將從新屋開發,轉向與城市更新相關的領域,例如舊建築改造的設計與工程、節能改造、智慧社區管理、以及養老托育設施的營運等。

支柱四:重塑遊戲規則,從源頭根治沉痾

新模式的最後一根、也是最根本的一根支柱,是改革完善房地產開發、融資、銷售、使用等環節的基礎性制度。過去的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續,根源在於制度設計的缺陷。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開發商依賴高槓桿融資,預售制度讓風險過度集中於購屋者,而房屋交付後的維護管理則長期被忽視。

對此,新模式提出要建立「人、房、地、錢」要素聯動的新機制,意味著未來的土地供應、金融支持將與人口流動、實際住宅需求更緊密地掛鉤,避免盲目開發。更具革命性的是,官方提出要建立房屋從開發建設到維護使用的「全生命週期管理機制」,其中包括改革開發、融資、銷售方式,並探索建立「房屋健檢」、「房屋養老金」、「房屋保險」等制度。

「房屋養老金」這個概念,對台灣的讀者來說可能有些陌生,但其本質與台灣行之有年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所規定的「公共基金」非常相似。也就是說,在房屋出售時就預提一筆資金,用於未來數十年建築物外牆、電梯、消防等公共設施的維修與更換,確保房屋能夠得到妥善的長期維護,延長其使用壽命。

同樣,日本的物業管理產業極其成熟,其「大規模修繕計畫」與長期修繕公積金制度,為「房屋養老金」提供了現成的範本。中國希望建立的這套全生命週期管理機制,正是借鏡了台灣與日本等成熟市場的經驗,試圖從根本上解決過去「重建設、輕維護」的短視行為,讓房地產從一次性博弈的投機品,回歸到需要長期維護與經營的耐用資產。這項改革雖然艱鉅,且需要漫長的時間,但若能成功,將是中國房地產市場走向成熟與健康的關鍵一步。

「新模式」下的投資邏輯:機會與陷阱並存

理解了新模式的四大支柱,我們便能更清晰地看見中國房地產市場未來的投資圖景。這是一場深刻的典範轉移,舊有的成功方程式已然失效,新的機會與風險正在浮現。

告別土地財政:地方政府的轉型陣痛

首先,最大的風險來自於地方政府的財政轉型。過去數十年,出賣土地使用權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支撐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隨著房地產開發模式的轉變,土地出讓收入銳減,地方政府將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如何開闢新的財源(例如房地產稅),如何控制地方債務風險,將是未來數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考驗。這也意味著,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城投公司)相關的投資標的,其風險正在急劇升高。

產業鏈的此消彼長:誰是新時代的贏家?

其次,房地產產業鏈內部將發生劇烈分化。過去的贏家,如高度依賴規模擴張與高槓桿的傳統住宅開發商,以及上游的水泥、鋼鐵、普通玻璃等大宗原物料產業,將面臨長期的需求萎縮。取而代之的,是符合「新模式」方向的企業。

機會將主要集中在幾個領域:第一,專注於城市更新、社會住宅興建與代建的企業;第二,提供高品質、綠色環保、高性能的新型建材供應商;第三,智慧家庭、社區物聯網解決方案的科技公司;第四,專業化的物業管理與房屋租賃營運服務商。我們可以借鏡日本的經驗,在泡沫破裂後,像大和房屋工業(Daiwa House)這樣從傳統開發轉向租賃住宅、物業管理、養老設施等多角化經營的企業,成功穿越了週期。同樣,在台灣,隨著老公寓都更與電梯加裝需求增加,相關的電梯品牌(如永大、崇友)與工程服務公司也迎來了新的商機。這些都是中國市場未來可能上演的劇本。

結論:一場漫長而痛苦的必要轉型

總體而言,中國的房地產「新模式」,絕非短期刺激政策,而是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旨在引導市場「軟著陸」的長期策略。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個依靠房地產野蠻生長、全民投機炒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更注重品質、更依賴存量更新、更強調長期營運的穩定市場。

這場轉型無疑是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部分企業的淘汰、地方財政的壓力以及資產價格的調整。對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理解這場變革的深度與廣度至關重要。透過借鏡日本在泡沫破裂後的調整路徑,以及反思台灣自身在都市更新與物業管理方面的實踐經驗,我們能夠更準確地掌握中國市場的脈動。

過去那種閉著眼睛買中國房地產就能賺大錢的機會,已經消失。未來的機會,將隱藏在城市更新的瓦礫堆中,體現在「好房子」的每一個細節裡,也蘊含在專業化的長期營運服務之中。這是一場更考驗眼光、耐心與專業能力的「新遊戲」。看懂遊戲規則的改變,才能在這場世紀大轉型中,避開陷阱,找到真正的價值所在。

你持有的資產正在被低估:從REITs浪潮看懂台灣商業地產的隱藏價值

一場關於商業不動產價值的「靜默革命」正在上演。過去,購物中心、辦公大樓這類資產的價值,多半是機構投資者與鑑價師在 закрытых дверях 裡討論的數字遊戲。然而,隨著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的興起,特別是近期中國大陸市場消費性基礎設施REITs(C-REITs)的蓬勃發展,這場遊戲的規則正在被徹底改寫。這些公開交易的基金,如同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優質商業不動產的真實價值,並引發了一波劇烈的價值重估浪潮。這不僅僅是中國大陸市場的區域性現象,其背後揭示的金融邏輯,對於身在台灣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為何一個金融商品的出現,能撼動鋼筋水泥構築的資產價值?這股浪潮將如何傳導?我們又該如何從美國、日本等成熟市場的經驗中,找到台灣未來的新契機?

商場估值的遊戲規則正在改變

要理解這場價值革命,我們必須先回到商業不動產估值的核心。傳統上,評估一棟能持續產生租金收入的商業大樓,最主流的方法是「收益法」。這就好比評估一間穩定獲利的公司,看的不是它廠房設備值多少錢(成本法),或是隔壁工廠賣了多少錢(市場比較法),而是它未來能持續創造多少現金流。在收益法中,有兩個核心元素:營運淨收益(Net Operating Income, NOI)和資本化率(Capitalization Rate, Cap Rate)。

收益法的核心:為何「資本化率」是關鍵密碼

營運淨收益(NOI)相對容易理解,它指的是一棟不動產的總租金收入,扣除所有營運相關的成本(如物業管理、維修、保險、房地產稅等),但不包含折舊、攤銷和利息支出。簡單來說,NOI就是這棟大樓作為一門生意,每年能產生的淨現金。

然而,真正決定資產價值的魔法數字,是「資本化率」(Cap Rate)。其計算公式極為簡單:資產價值 = NOI / Cap Rate。從公式可以看出,Cap Rate與資產價值成反比,Cap Rate越低,資產估值就越高。

那麼,Cap Rate究竟是什麼?我們可以將它類比為股票的「本益比倒數」或債券的「殖利率」。它代表了市場投資者對於這類資產所要求的「預期報酬率」。一個位於市中心、租戶穩定、營收持續成長的頂級購物中心,因為風險較低,投資者願意接受較低的報酬率(例如4%),其Cap Rate就低,估值自然高。反之,一個位於偏遠地區、空置率高的老舊商場,風險高,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報酬率(例如8%),其Cap Rate就高,估值則偏低。

這個「預期報酬率」受到幾個關鍵因素影響:
1. 無風險利率:通常參考十年期政府公債殖利率。當市場利率走低,投資者對所有資產的預期報酬都會下降,Cap Rate也隨之走低。
2. 風險溢價:這取決於資產本身的特性,包括所在城市、地段、不動產品質、租戶結構、未來成長潛力等。
3. 流動性:傳統商業不動產交易曠日廢時,缺乏流動性,這會讓投資者要求更高的報酬以作補償。

REITs的登場:流動性如何重塑價值錨點

這就帶到了REITs為何能成為遊戲改變者的核心。REITs將高總價、低流動性的單一不動產,轉化為標準化、高流動性的證券單位,讓一般投資人也能像買賣股票一樣,參與大型商業不動產的投資。

當這些以優質購物中心為底層資產的REITs在公開市場交易時,它們的「股息率」(每年可分配金額 / 市值)就成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公開指標。對於投資者來說,直接購買一棟購物中心所要求的Cap Rate,與購買持有同樣資產的REITs所能獲得的股息率,兩者之間必然存在密切的連動關係。

近期中國大陸市場的消費C-REITs股息率普遍落在3.6%至4.4%的區間,這個數字遠低於過去市場上普遍認知的實體不動產Cap Rate中樞(約5%以上)。這意味著,公開市場的投資者願意為這些優質、且具備流動性的資產,接受更低的報酬率。這個由REITs所設定的低報酬率「新錨點」,直接挑戰了傳統非公開交易市場的估值邏輯,迫使實體資產的Cap Rate必須向其靠攏。這就是Cap Rate進入下行通道,進而推升資產價值的根本原因。一個原本被認為價值10億、NOI為5000萬(Cap Rate 5%)的商場,在REITs參照下,若Cap Rate降至4%,其估值將瞬間躍升至12.5億,憑空多出了25%的價值。

全球視野下的對照:美國、日本與台灣的經驗

這種由金融工具驅動的資產價值重估並非新鮮事,在REITs發展更為成熟的市場,早已是常態。透過觀察美國、日本的模式,可以更清晰地看見這條路徑,並反思台灣的潛力。

美國模式:REITs市場的成熟典範

美國是全球REITs市場的發源地和領導者。以零售商業不動產為例,西蒙不動產集團(Simon Property Group, SPG)是絕對的巨頭。SPG在全球擁有數百個頂級購物中心與暢貨中心(Outlets),其經營模式堪稱業界教科書。SPG不僅是房東,更是強大的商業營運平台,透過持續的不動產升級、品牌組合優化與數位化行銷,不斷提升旗下資產的NOI。

對台灣投資者而言,SPG的意義在於,它完美展示了「營運能力」與「資本運作」的雙輪驅動。它的股價、股息率以及最重要的營運資金(Funds From Operations, FFO,REITs領域的核心獲利指標)成為整個美國零售不動產產業的晴雨表。當SPG這樣的龍頭REITs市值攀升、股息率下降時,整個市場對實體購物中心的Cap Rate預期也會隨之下調。專業的不動產開發商會利用這個時機,將開發成熟的開發案出售給REITs,實現價值並回收資金,再投入新的開發案,形成一個高效的資本循環。

日本經驗:綜合商社與J-REITs的共舞

日本的模式則與台灣的產業環境更為貼近。三井不動產(Mitsui Fudosan)、三菱地所(Mitsubishi Estate)這些大型綜合不動產開發商,類似於台灣的許多大型集團,業務涵蓋開發、建設、持有與營運。它們的商業模式,就是不斷開發新的商業設施(如LaLaport、MIDTOWN系列),待不動產進入成熟穩定的營運期後,便將其打包注入旗下的J-REITs(日本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例如「日本零售基金投資法人」(Japan Retail Fu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這個過程對開發商而言是一舉數得。首先,它實現了資產的「價值發現」,將帳面上以成本計價的資產,透過J-REITs的市場化估值,釋放出龐大的增值利益。其次,它提供了絕佳的退出管道,回收的巨額資金可用於償還債務或啟動新開發案,大幅提高資本效率。對J-REITs的投資者而言,他們能以較低的門檻,投資由頂級營運商管理的優質資產組合,享受穩定的租金收益。這種開發商與REITs共生共榮的模式,是日本商業不動產保持活力的關鍵。

台灣的鏡像:從百貨巨頭看資產活化潛力

將目光轉回台灣,我們看到了巨大的潛力與結構性的限制。台灣擁有許多經營卓越的百貨零售集團,例如新光三越、遠東百貨、統一集團等。它們在全台最精華的地段,持有了大量極具價值的商業不動產。然而,這些資產多數仍沉睡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以數十年前的「歷史成本」入帳,其真實的市場價值遠未被反映。

試想,若台灣的REITs市場能更加活絡,法規環境更為友善,這些百貨巨頭便可效仿日本模式。例如,將信義計畫區的某棟旗艦店,或是台中七期的指標性商場,分割注入一個新的零售REIT。這不僅能為企業帶來龐大的現金流,更能讓市場重新評估其資產價值,進而提升母公司的股東價值。目前,台灣的REITs市場規模相對較小,產品同質性高,稅負問題也限制了其發展。但中國大陸C-REITs的案例恰恰說明,一旦政策的閘門打開,由資產證券化引發的價值重估能量將是驚人的。對台灣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那些擁有大量低估優質不動產的傳統產業公司,可能蘊藏著尚未被發掘的「隱藏價值」。

剖析中國大陸龍頭:價值重估的進行式

在理解了全球的宏觀脈絡後,我們再回頭檢視中國大陸市場正在發生的具體案例。以華潤置地、新城控股、龍湖集團等頭部商業不動產營運商為例,它們的價值正被C-REITs的浪潮重新定義。

華潤置地:資優生的α溢價

華潤置地旗下的「萬象城」系列,是中國大陸高端購物中心的標竿。其優異的選址、強大的品牌招商能力和精細化的營運管理,使其 consistently 創造出高於同業的出租率與坪效,這就是所謂的「α溢價」(超越市場平均的超額報酬)。近期,華潤成功發行了以青島萬象城為底層資產的C-REIT,市場反應熱烈。根據其發行文件揭露的數據,該開發案的估值所隱含的Cap Rate約為5.4%,而在REIT上市後,其市場交易價格對應的股息率已降至4%以下。這近150個基點的利差,直觀地展示了資產從非公開市場到公開市場所帶來的價值躍升。若以此新基準來重新評估華潤旗下所有購物中心,其整體資產價值將遠超過其財報上揭露的「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預計到2028年,其購物中心資產估值有望達到4,326億人民幣,較目前的帳面價值有顯著提升。

新城控股與龍湖集團:內生成長與規模擴張的雙引擎

新城控股的「吾悅廣場」深耕二三線城市,展現出強勁的內生增長動力,透過不斷提升營運效率,其租金坪效持續增長,即便在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出租率依然維持在98%的高位。龍湖集團的「天街」系列則仍在積極的規模擴張通道中。這兩家公司的案例說明,價值重估的邏輯不僅適用於一線城市的頂級不動產,對於在次級市場具備龍頭地位、或仍在快速成長期的營運商同樣有效。隨著它們未來將更多成熟開發案納入REITs的發行儲備庫,其潛在的價值釋放空間同樣值得期待。根據測算,在Cap Rate下行的假設下,新城控股與龍湖集團的商業不動產價值分別可達1,495億和2,175-2,417億人民幣,均超越其目前的帳面價值。

投資啟示:在價值重估的浪潮中尋找新航道

綜合來看,由REITs引發的商業不動產價值重估,其核心是一場關於「定價權」的轉移。過去,資產價值由少數專業機構界定;如今,公開交易市場的集體智慧,為資產價值提供了一個更透明、更即時、也更具流動性的新標竿。

這對台灣投資者帶來了三層關鍵啟示:

第一,重新審視資產的內涵。在低利率時代,能夠產生穩定、持續現金流的優質不動產,其價值日益凸顯。投資者應跳脫傳統的不動產開發思維,更多地從「永續經營資產」的角度,去評估那些擁有核心地段商業不動產的公司,無論它們屬於哪個產業。

第二,關注政策與金融創新的催化作用。台灣的金融監管環境與法規架構,將是釋放這波「資產活化」紅利的關鍵。任何有利於REITs市場發展的政策鬆綁,例如稅制優化、簡化發行流程等,都可能成為引爆點,點燃相關資產的價值重估引擎。

第三,營運能力是最終的護城河。無論金融工具如何變化,資產的根本價值終究來自其創造NOI的能力。在未來,那些具備卓越商業營運能力、能夠不斷提升空間坪效與租戶滿意度的企業,才能在這場價值重估的浪潮中,真正地脫穎而出,將潛在價值轉化為實在的股東報酬。

總結而言,中國大陸C-REITs市場的崛起,不僅僅是一個區域性的金融事件,它更像一聲號角,預示著全球範圍內,實體資產與資本市場的連結將愈發緊密。對於善於借鑑與學習的台灣市場而言,這既是鏡子,也是地圖,指引著一條通往資產價值新大陸的潛在航道。在這條航道上,機會屬於那些能洞察先機、並為未來做好準備的遠見者。

中國房市不會崩盤,但比崩盤更可怕?揭開京滬救市背後的「殭屍化」真相

當北京與上海這兩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指標性堡壘,幾乎同步地為其外環外的限購政策鬆綁時,整個市場的空氣彷彿瞬間凝結。這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為了刺激銷售的 очередредné 政策微調,而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結構性困境,可能已經遠超外界的想像。過去數十年來,房地產作為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火車頭,如今正冒著濃煙,速度顯著放緩。我們不禁要問,這輛列車是正駛入一段必要的減速隧道,還是正滑向一條無法回頭的陡坡?對於身處台灣、習慣於觀察對岸經濟動向的投資者與企業家而言,理解這場深刻變革的底層邏輯,並從中借鏡歷史經驗,顯得尤為重要。

政策的兩難:救市力道與結構性矛盾

北京與上海的政策鬆綁,無疑是近期市場上最具震撼性的舉動。北京明確指出,符合條件的家庭在五環外購屋不再限制套數;上海則宣布外環外放寬限購。這些政策的核心,是試圖精準地釋放被壓抑的改善型需求與部分投資需求,卻又不敢全面放開,以免觸動「房住不炒」的最高指導原則。這背後反映出決策層的極度兩難:一方面,市場的持續低迷正嚴重拖累地方財政與整體經濟;另一方面,又深怕重燃投機之火,導致泡沫進一步擴大,重演不可收拾的局面。

然而,僅僅依靠放鬆一線城市的非核心區限購,能否扭轉大局?數據恐怕並不樂觀。根據最新的市場監測數據,全國重點60個城市的新屋供應量仍在持續萎縮,8月份在售建案數量環比下降約1.0%,顯示開發商推案的意願極為保守。與此同時,需求端的「找屋熱度指數」也同步走低,同比降幅超過11%,這意味著潛在購屋者的觀望情緒日益濃厚,並未因零星的政策利多而出現顯著逆轉。

價格方面,雖然一線城市憑藉其核心地位,房價尚能維持微幅上漲的表象,但更廣大的二、三、四線城市已普遍進入下行通道。重點60城中,超過六成的城市新屋均價環比下跌。這種分化的走勢,恰恰暴露了問題的根本:市場的信心基礎正在動搖。過去那種「買了就會漲」的普遍預期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未來收入、就業以及房價走勢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氛圍下,單純降低購屋門檻,其效果恐怕如同緣木求魚。

中國式困境:當「高週轉」模式走到盡頭

要理解中國房地產今日的困境,必須回溯其過去二十年賴以成功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可以被概括為「高槓桿、高負債、高週轉」。其運作邏輯如下:地方政府仰賴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得鉅額財政收入;開發商透過銀行貸款、預售屋款等高槓桿資金快速拿地、快速興建、快速銷售;而民眾則在房價只漲不跌的預期下,踴躍投入儲蓄甚至加槓桿購屋。這三者形成了一個看似完美的閉環,共同推動了城市化的快速進程與經濟數據的亮麗增長。

然而,這個模式的內在脆弱性也顯而易見。它高度依賴於兩個核心前提:持續寬鬆的信貸環境與永不逆轉的房價上漲預期。一旦這兩個前提中的任何一個出現鬆動,整個鏈條就可能崩潰。近年來,從恆大到碧桂園的連環爆雷,正是這個模式走到盡頭的必然結果。中央政府為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而劃出的「三道紅線」,收緊了開發商的融資管道,直接戳破了高槓桿的氣球。而經濟增速放緩與人口結構的轉變,則從根本上侵蝕了房價上漲的預期。

對於習慣於穩健經營模式的台灣企業界來說,這種近乎賭博式的擴張模式可能難以想像。台灣的建設公司,大多專注於單一建案的精耕細作,財務槓桿相對保守。而中國頭部開發商動輒數千億甚至上兆人民幣的負債規模,以及其業務遍及全國數百個城市的龐大佈局,一旦資金鏈斷裂,其連鎖反應與衝擊力是台灣市場完全無法比擬的。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當前的房市問題,不僅僅是房價的漲跌,更是一個關乎金融穩定與社會安定的系統性風險。

歷史的迴響:中國房市會重蹈日本「失落三十年」的覆轍嗎?

每當一個大型經濟體的房地產市場出現危機時,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將其與1990年代的日本進行比較。當年,日本在「土地不會貶值」的神話中,資產價格被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峰,隨後泡沫破裂,陷入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停滯。那麼,中國是否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轍?

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都經歷了由信貸驅動的長期房地產大多頭市場,資產價格遠遠脫離了普通民眾的收入水準。其次,都在泡沫的頂峰時期面臨著人口結構的拐點,即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第三,政府都在危機初期試圖透過行政手段進行干預,希望能實現「軟著陸」。

然而,中日之間也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或許將決定中國房市未來的走向。

第一,發展階段不同。日本泡沫破裂時,其城市化率已超過77%,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而根據中國官方數據,2023年底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2%,仍有相當的增長空間。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尤其是在核心都市圈,依然存在著真實的居住需求,這為市場提供了一定的基本支撐。

第二,政府的控制力不同。日本是市場經濟體,政府對銀行和企業的直接干預能力有限。泡沫破裂後,大量銀行和企業破產,市場經歷了劇烈的出清過程。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對金融體系和土地供應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它可以透過指令要求國有銀行提供支持,防止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倒閉,並透過控制土地供應節奏來調節市場。這種強大的控制力,使得中國不太可能發生像日本那樣雪崩式的崩盤,但其代價可能是將問題延後,導致市場陷入一種長期、低迷的「殭屍狀態」。

第三,資產負債表的結構不同。日本當年的危機,是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率先崩潰。而中國目前的問題,更多地體現在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居民部門雖然槓桿率近年來快速上升,但相較於日本泡沫時期,仍有一定緩衝。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政府的救市政策,目前主要集中在「保交樓」和支持開發商融資,力圖先穩住供給端的資社稷。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房市的未來,可能不會是日本式的急劇崩盤,而更可能是一條漫長而痛苦的調整之路。房價的全面普漲時代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將是劇烈的區域分化: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由於其稀缺性和資源集中度,仍能保持其價值;而大多數三四線城市,以及大城市的遠郊地區,則可能面臨長期的價格下行壓力。

台灣的鏡子:高房價下的政策借鑒與市場差異

反觀台灣,房地產市場同樣面臨著高房價與民怨的挑戰。政府近年來也相繼推出了「房地合一稅」、「平均地權條例」等一系列被稱為「打房」的政策。然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市場在底層邏輯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觀察視角。

首先,台灣的市場問題核心是「價格過高」與「交易量低迷」,而非「系統性債務危機」。台灣的開發商(建商)槓桿率普遍較低,市場上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建案爛尾或開發商倒閉潮。因此,政府政策的重點在於抑制投機需求和提升市場透明度,而不是像中國那樣需要動用公共資源去「保交樓」。

其次,在應對老舊城區更新方面,兩岸的模式也大相徑庭。中國大陸近期大力推動的「城中村改建」,是一種由上而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更新模式,其規模和執行效率是驚人的。這類似於台灣早期的都市更新,但規模和權力集中度遠超台灣。而台灣現行的「都更」與「危老重建」,則更加依賴於住戶與開發商之間的長期協商,透過「容積獎勵」等市場化手段作為激勵,過程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兩者各有利弊,中國模式效率高,但可能忽略個體權益;台灣模式尊重私有產權,但進度緩慢,難以應對大規模的城市升級需求。

對台灣投資者而言,觀察中國房市的演變,最大的啟示在於理解「預期管理」的重要性。一旦市場形成房價只跌不漲的預期,那麼任何政策的刺激效果都將大打折扣。這也提醒我們,台灣房價雖然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多輪上漲,具備所謂的「僵固性」,但在全球貨幣緊縮、經濟前景不明的大背景下,永遠保持警惕,避免過度槓桿,是穿越任何市場週期的不二法則。

總結而言,北京與上海的政策鬆綁,更像是為重病中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注入的一劑強心針,或許能帶來短暫的心跳回穩,但遠遠無法根治其內部的結構性頑疾。「高週轉」模式的終結,意味著中國房地產產業正在經歷一場痛苦但必要的刮骨療傷。未來,市場將不再是齊頭並進的賽跑,而是一場殘酷的淘汰賽。只有那些財務穩健、專注於產品品質、並佈局於核心都市圈的開發商才能存活下來。對於投資者來說,那個閉著眼睛買屋也能賺錢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未來的房地產投資,將回歸其本質:精準的區位選擇、對產品價值的判斷,以及對長期人口流動趨勢的深刻洞察。這場發生在海峽對岸的巨大變革,不僅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也為身處台灣的我們,提供了一面寶貴的鏡子,映照出歷史的教訓與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