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AI狂潮引爆能源戰：台灣還在爭論不休，中國核電巨獸已然覺醒
近期，全球科技業最熱門的關鍵字，無疑是人工智慧（AI）。從輝達（NVIDIA）的市值飆升到微軟、亞馬遜等雲端巨頭的軍備競賽，這場算力革命正以驚人的速度重塑世界。然而，在這片繁榮景象的背後，一個巨大且日益緊迫的陰影正悄然籠罩——電力。AI模型訓練與資料中心的驚人耗電量，已成為科技巨頭們最頭痛的瓶頸。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OpenAI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等領袖紛紛疾呼：沒有能源的突破，就沒有AI的未來。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個曾經被視為畏途的能源選項，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重返全球舞台的中央，那就是核能。亞馬遜不久前斥資6.5億美元收購了一座與核電廠相連的資料中心；微軟更是積極招募核能專家，探索以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s）為未來資料中心供電的可能性。
當全球科技領袖們為了確保AI發展的能源命脈而擁抱核能時，身處台灣的我們，感受或許格外複雜。一方面，我們為台灣在全球AI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而自豪；另一方面，「缺電」的焦慮與核電存廢的激烈爭議，卻像一場永無止境的拉鋸戰，消耗著社會的能量。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其驚人的用電成長已是公開的秘密，而能源政策的搖擺不定，正成為企業界最深層的憂慮。
當我們還在為核一、核二、核三廠的延役與否，以及「非核家園」的理想與現實激烈辯論時，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正以一種截然不同的、近乎靜默的方式，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核能擴張。這不只是一項能源政策，更是一項結合了國家戰略、產業自主與地緣政治野心的龐大工程。
本文的目的，並非要為台灣的核電爭議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試圖跳脫島內的視角，為各位投資者與企業決策者，提供一個更宏觀的全球座標。我們將深入剖析中國大陸這頭核能巨獸的崛起模式，並將其與美國在創新與成本之間掙扎的經驗，以及日本在福島核災後躊躇不前的教訓進行對比。透過理解這三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看見，在這場由AI點燃的全球能源新賽局中，台灣面臨的真正挑戰與潛在機會。
全球核能復興：AI時代下的不得不然？
核能的重新崛起，並非偶然，而是全球在能源安全、氣候變遷與科技發展三重壓力下的必然選擇。特別是AI帶來的顛覆性電力需求，徹底改變了遊戲規則。
從資料中心到電動車：科技巨頭為何押寶核能？
傳統的電力規劃，是以一個國家GDP的緩慢增長來預測用電需求的。然而，AI資料中心的耗電量正以指數級方式爆炸式成長。根據國際能源署（IEA）預測，到2026年，全球資料中心的電力消耗將超過1,000太瓦時（TWh），這相當於整個日本的年用電量。
更重要的是，資料中心需要的是「穩定」且「不間斷」的電力，也就是所謂的「基載電力」。這恰好是太陽能、風能等間歇性再生能源的短版。夜間沒有太陽，無風時風機停轉，這些不穩定性對於分秒必爭的雲端運算而言是致命的。這就是為什麼核能——這個唯一能提供大規模、零碳排、24小時全天候運轉的基載電力選項——突然間變得極具吸引力。
對科技巨頭而言，這不僅是環保問題，更是生存問題。電力供應的不穩定或電價的飆漲，將直接衝擊其核心業務的成本與可靠性。因此，他們從被動的電力消費者，轉變為主動的能源參與者，直接投資或簽訂長期購電協議，鎖定核能這種穩定、可預測的電力來源。這股由需求端發起的能源革命，正是推動核能復興最根本的商業邏輯。
美國模式：成本高昂、進展緩慢，但豪賭明日科技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美國，看到的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核能景象。一方面，美國擁有全球最多的核反應爐，是核能技術的發源地；但另一方面，其核電發展在過去數十年幾乎陷入停滯。
最好的例子就是喬治亞州的佛格妥（Vogtle）核電廠3號與4號機組。這是美國三十多年來首次新建的核電機組，採用了先進的西屋AP1000第三代技術。然而，這個被寄予厚望的項目，卻成了一場成本失控的噩夢。原計畫預算約140億美元，最終完工成本飆升至驚人的350億美元以上，工期也延宕了七年之久。佛格妥的慘痛教訓，凸顯了在美國這樣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體中，要推動這種前期投資巨大、建設週期極長的超大型工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供應鏈斷層、缺乏熟練技術工人、以及不斷變更的監管要求，都讓成本與時程變得難以控制。
然而，美國並未因此放棄核能。拜登政府推出的《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為現有核電廠提供了大量的稅收抵免，以防止它們因經濟因素提前關閉。更重要的是，美國將未來的希望寄託在技術創新上，特別是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s）。
SMRs的概念，類似於將電腦從大型主機變為個人電腦。它的體積小、功率低，可以在工廠內進行標準化、模組化生產，再運到現場組裝，理論上可以大幅降低建設成本、縮短工期，並提高安全性。像NuScale Power這樣的公司正積極推動SMR的商業化。儘管其首個商業項目因成本上漲而被迫取消，但美國政府與產業界依然相信，SMR是未來能源的關鍵解答之一，特別適合為偏遠地區、工業園區或大型資料中心提供專屬的穩定電力。
總結來說，美國模式的特點是：傳統大型核電建設成本高昂、難以推動，但憑藉其強大的科技實力，正傾全力押注SMRs等下一代核能技術，試圖以技術創新繞過大型工程的管理困境。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風險與機會並存。傳統電力公司如Constellation Energy因政策支持而獲利穩定，而SMRs相關的新創公司則充滿了高風險、高回報的想像空間。
日本的福島之殤：揮之不去的陰影
與美國的積極創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在2011年福島核災後的猶豫與掙扎。這場世紀災難不僅重創了日本的核電產業，更在其國民心中留下了一道難以抹滅的創傷。
災前，核能佔日本總發電量的近三成，是其能源安全的基石。災後，日本一度關閉了國內所有的核反應爐，轉而大量依賴進口的液化天然氣（LNG）與煤炭來填補電力缺口。這導致日本的電價飆漲，貿易赤字擴大，碳排放量也不減反增，完全背離了全球減碳的趨勢。
近年來，面對能源價格高漲與地緣政治風險，日本政府雖然意識到重啟核電的必要性，但進程卻異常緩慢。截至2024年中，日本50多座反應爐中，僅有十幾座獲准重啟。每一次重啟申請，都要面對嚴格到近乎苛刻的安全審查、漫長的司法訴訟以及強烈的民眾反對。營運商如東京電力（TEPCO）和關西電力（Kansai Electric Power Co.），不僅要承擔鉅額的除役與賠償費用，還要投入天文數字的資金來進行安全升級，其財務狀況至今仍步履蹣跚。
福島的教訓是深刻的。它告訴我們，核能的風險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更是社會與政治層面的。一旦失去公眾的信任，整個產業就可能陷入長期的癱瘓。日本模式呈現的是一種「安全壓倒一切」的謹慎，但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經濟代價與能源自主性削弱的後果。這種在安全、經濟與環保之間進退失據的困境，對於同樣地狹人稠、位於地震帶的台灣而言，無疑具有極大的警示意義。
中國的國家級核電巨獸：一場完全不同的競賽
當美、日兩國因各自的困境而步履維艱時，中國的核電發展，正以一種讓世界瞠目結舌的速度向前狂奔。這不是市場力量的自然演進，而是一場由上而下、由國家意志驅動的龐大佈局。
「積極有序」：北京的政策號令槍
在2011年福島事故後，中國也曾一度踩下煞車，暫停了所有新核電項目的核准。然而，隨著「雙碳」（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成為國家最高戰略，核能作為唯一能大規模替代燃煤的穩定清潔能源，其地位迅速回升。
2021年，中國的「十四五」規劃將核電發展方針從過去的「安全高效」調整為「積極有序」，這四個字就像發令槍，正式宣告了核電建設的重啟與加速。從數據上看，這種轉變是驚人的：2022年和2023年，中國每年核准的核電機組數量都達到了10台。到了2024年8月，更是一口氣批准了11台新機組。這個速度，相當於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裡，批准了全球其他國家十幾年的建設總量。
根據提供的研究報告預測，在「碳中和」情境下，中國的核電裝置容量將從2023年底的5700萬千瓦（57GW），在2030年達到1.4億千瓦，到2050年更可能達到驚人的3.5億千瓦。這意味著在未來二十多年裡，中國平均每年都需要新建超過1000萬千瓦的核電裝置，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建設規模。這背後的核心驅動力，正是北京政府對於能源安全與實現減碳承諾的堅定決心。這種排除爭議、強力推行的頂層設計，與台灣社會的多元辯論，形成了最強烈的對比。
雙寡頭壟斷：認識中核（CNNC）與中廣核（CGN）
在中國，核電並不是一個可以自由競爭的市場，而是由兩大中央國有企業——中國核工業集團（CNNC，簡稱中核）和中國廣核集團（CGN，簡稱中廣核）——所壟斷的雙寡頭格局。這兩家巨頭幾乎囊括了中國所有在運及在建的核電項目。截至2023年底，中廣核與中核的在運裝置容量合計佔全中國的95.2%。
我們可以做一個或許不完全精確但有助於理解的比喻：這就好比將台灣的台電公司（負責營運）與中鼎工程（負責建造）合併，再複製一家一模一樣的公司，然後給予它們國家級的資金支持、政策保障與技術研發資源，讓它們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複製建設。它們的上市子公司——中國核電（601985.SH）和中國廣核（003816.SZ）——則成為資本市場上分享這場國家級盛宴的主要管道。
這種模式的優勢在於極強的執行力與協同效應。從上游的鈾礦開採、核燃料加工，到中游的設備製造、工程建設，再到下游的核電廠運營與乏燃料處理，中核與中廣核都已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鏈。這種全產業鏈的掌控力，確保了它們在快速擴張的過程中，能夠有效地控制成本、確保供應鏈穩定，並持續進行技術迭代。
「華龍一號」的王牌：成本控制與出口野心
中國核電擴張的核心武器，是其自主研發的第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在核電領域，擁有智慧財產權的技術，就等於掌握了國家的戰略主導權。
相較於美國的AP1000或法國的EPR等第三代技術，「華龍一號」最大的優勢在於成本。根據報告數據，其首批機組的單位造價約為每千瓦1.6萬人民幣。雖然這比成熟的第二代機組高出約33%，但卻比動輒遭遇嚴重超支的歐美同代技術要低上10%至20%。
這種成本優勢是如何實現的？關鍵在於「標準化」與「批量化」。這套邏輯，對於熟悉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就像台積電透過在不同晶圓廠複製完全相同的製程來達到極高的良率與成本效益一樣，中國正在將「華龍一號」當作一個標準化產品，在沿海多個核電基地進行「複製貼上」式的批量建設。每一次的重複建設，都能帶來學習曲線效應，讓設計、採購、施工等環節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報告預測，隨著批量化建設的推進，「華龍一號」的單位造價有望從1.6萬人民幣/千瓦，進一步降低至1.3萬人民幣/千瓦左右。
更重要的是，「華龍一號」不僅是滿足國內需求的工具，更是承載著中國技術出口野心的「國家名片」。目前，巴基斯坦已經有採用「華龍一號」技術的核電廠在營運，中國也正積極向阿根廷、英國、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推銷這項技術。顯然，北京希望複製其在高鐵領域的成功模式，將核電打造成為另一個具備全球競爭力的高階裝備出口產業。
拆解投資邏輯：核電是一門好生意嗎？
對於投資者而言，理解了宏觀趨勢後，更關心的是微觀層面的財務回報。核電這門生意，究竟吸不吸引人？
財務模型：前期鉅額投入，換取數十年穩定現金流
核電廠的財務生命週期，和高鐵、機場、電信網路等大型基礎設施非常相似。其特點是：
1. 建設期（約5-7年）：這是純投入期，需要動輒數百億甚至上千億台幣的龐大資本支出，公司在此期間只有負的現金流。
2. 營運初期（約15-20年）：機組開始發電產生收入，但這段時間的利潤會被兩大成本嚴重侵蝕：一是鉅額的銀行貸款利息，二是龐大的固定資產折舊。因此，帳面上的淨利潤可能不高，但營運性現金流會非常強勁。
3. 營運中期（還本付息結束後）：當建設期的貸款基本還清後，財務費用大幅下降，公司的淨現金流會出現一個跳躍式的增長。此時，折舊仍在繼續，但公司已進入穩定的獲利期。
4. 黃金收割期（折舊提列完畢後）：這是核電廠最賺錢的時期。第三代核電廠的設計壽命長達60年，但會計上的折舊年限通常只有35年左右。這意味著在營運的第36年起，折舊這項最大的非現金成本消失了，帳面淨利潤將會爆炸式成長。更何況，許多核電廠在設計壽命到期後，還可以通過安全評估進行延役，繼續運轉20年甚至更久。這意味著一座核電廠，可能成為一部可以運轉60年、80年的「印鈔機」。
報告中的內部報酬率（IRR）測算顯示，在標竿電價下，中國成熟的二代機組全投資IRR約為10.5%，資本金IRR約為16.5%；而造價較高的三代機組「華龍一號」，全投資IRR約8.1%，資本金IRR約11.3%。雖然三代機組的初始報酬率略低，但隨著未來造價下降，其IRR有望提升。對於追求長期、穩定、可預測現金流的投資者（如退休基金、保險公司）而言，這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資產。
電價之謎：計畫與市場之間的穩定器
核電廠的另一大吸引力，在於其收入端的穩定性。在中國，核電的上網電價受到嚴格的政策保護。
首先，核電享有優先上網、保障性消納的待遇。這意味著只要核電廠不處於檢修狀態，電網就必須優先收購其發出的每一度電。因此，核電廠的設備利用時數極高，常年維持在7500小時以上，遠高於火電，更是風電、光電的數倍。
其次，電價本身相對穩定。中國的核電電價採取一種混合模式。一部分電量執行政府核定的「標竿電價」（全國標準約為每度0.43元人民幣），另一部分則參與市場化交易。近年來，市場化交易的比例雖然逐步提高，但其影響卻是可控的。因為許多省份（如浙江、廣東）都設有「超額獲利回收機制」，即市場交易價格高出基準價的部分，政府會回收一大部分。這項機制的存在，平滑了市場電價波動對核電企業最終結算價格的影響，確保了其收入不會大起大落。對於投資者來說，這種高度可預測的收入模型，大大降低了投資的不確定性。
燃料與安全：兩大永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當然，核電投資並非沒有風險。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就是核燃料的供應與核能的安全。
在燃料方面，核電的「糧食」是鈾。近年來，隨著全球核能復興的預期升溫，國際現貨鈾價一度大幅飆漲。然而，中國的兩大核電巨頭對此早有佈局。它們並不過度依賴現貨市場，而是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是簽訂為期十年以上的長期採購合約，鎖定供應量與價格；二是積極走向海外，直接收購或參股哈薩克、納米比亞等地的世界級鈾礦，從源頭上掌控資源。這種策略，使其燃料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與波動劇烈的現貨市場脫鉤，保持了相對穩定。
而在安全方面，這永遠是核電產業的阿基里斯之踵。福島的教訓歷歷在目。中國目前大規模建設的「華龍一號」等第三代反應爐，在安全設計上已有根本性的飛躍。它們普遍採用了「非能動」安全系統，即在遭遇斷電等極端情況下，可以依靠重力、溫差等自然物理現象來驅動冷卻系統，無需外部電源和人為干預，從而大幅降低了爐心熔毀的機率。此外，正在示範營運的第四代高溫氣冷堆等技術，更號稱具有「固有安全性」，從物理原理上排除了爐心熔毀的可能性。儘管技術不斷進步，但核安全文化的建立、嚴格的監管與透明的溝通，永遠是核電產業能否行穩致遠的基石。
給台灣的啟示：在能源的三難困境中尋路
剖析了美、日、中三國的核能發展路徑後，我們最終要回歸到台灣自身的處境。中國大陸的核能崛起，對我們而言，不應僅僅是隔岸觀火，而是一面能映照出自身困境與挑戰的鏡子。
兩種體系的對照：國家強力主導 vs. 社會多元爭辯
最鮮明的對比，莫過於兩岸在能源決策機制上的巨大差異。中國的模式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由中央政府制定長期戰略，排除雜音，集中全國資源強力推進。這種「舉國體制」在推動核電這類超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時，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效率與執行力。中核與中廣核的穩定發展，正是建立在這種可預見、可持續的政策環境之上。
反觀台灣，我們的能源政策深受民主政治週期與社會多元聲音的影響。每一項能源決策，都可能成為政治攻防的焦點，從核四的封存與重啟爭議，到「以核養綠」公投，再到近期關於核電廠延役的激烈辯論。這種現象本身是民主社會的常態，但其代價是政策的連貫性與可預測性不足。對於需要二、三十年穩定預期才能做出投資決定的能源產業而言，這種高度的不確定性，無疑是發展的最大障礙。台電公司長年虧損的困境，固然有燃料成本的因素，但能源政策的搖擺不定，使其難以進行有效的長期財務規劃，也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無需羨慕對岸的體制，但必須正視其「長期規劃」與「政策穩定性」所帶來的產業競爭優勢。如何在民主框架下，建立一套能夠超越短期政治紛擾、具備長期共識的能源戰略，是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超越發電：核能的工業應用潛力
另一個值得台灣關注的啟示，是中國正積極探索的核能綜合利用。核反應爐產生的巨大熱能，除了用來發電，還有許多其他的應用潛力。
報告中提到的「和氣一號」項目，是中國首個工業用途的核能供汽工程。它利用田灣核電廠的蒸汽，為鄰近的大型石化產業基地提供生產所需的高溫蒸汽。這不僅取代了原本燃煤或燃氣的鍋爐，大幅降低了石化產業的碳排放，也提高了核電廠的整體能源利用效率，增加了額外的收入來源。最近獲批的江蘇徐圩核能供熱項目，更是將高溫氣冷堆與傳統壓水堆結合，專為石化園區提供工業蒸汽。
這個方向，對於以製造業為經濟命脈的台灣，尤其具有啟發性。台灣的石化、鋼鐵、半導體等產業，不僅是耗電大戶，也是製程熱能的需求大戶。若能探索利用核能同時提供電力與工業蒸汽，將為這些難以減碳的「硬核」產業，提供一條全新的綠色轉型路徑。這也提醒我們，在思考核能時，或許可以跳脫出單純的「發電」框架，從更廣泛的工業與能源系統整合角度，來評估其潛在價值。
結論：跳脫島嶼視角，看懂全球能源新棋局
當AI的算力革命將全球推向一個對電力無比飢渴的新時代，核能，這個充滿爭議的潘朵拉魔盒，正被重新打開。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它都已重返世界能源的中心棋盤。
透過本文的跨國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一幅複雜而多元的全球核能圖景：
- 美國正試圖用科技創新的「巧實力」（SMRs），來克服其在大型工程管理上的「硬傷」，這是一場高風險的技術賭局。
- 日本則深陷福島的創傷後遺症，在安全、經濟與民意之間艱難地尋找平衡，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 中國則以國家意志的「絕對力量」，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核電擴張，其目標不僅是能源自主，更是技術標準與全球影響力的輸出。
對於身處台灣的投資者和決策者而言，從這場全球棋局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啟示，是必須跳脫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核能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要」或「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技術路線、經濟成本、政策穩定性、社會溝通與風險管理的複雜系統工程。
雖然台灣投資者要直接參與中國大陸的核電市場有其限制，但理解其發展模式至關重要。它清晰地揭示了長期而穩定的政策，對於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何等的生命線。放眼全球，這場由AI和氣候變遷共同催化的核能復興，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結構性趨勢。投資機會可能存在於多個環節：從美國的SMR創新公司，到全球的鈾礦供應商，再到核電設備供應鏈中的關鍵零組件製造商。
最終，無論台灣內部的核電爭議將走向何方，我們都無法置身於這場全球性的能源變革之外。唯有睜開眼睛，看懂世界主要玩家的策略與動向，我們才能在AI時代的驚濤駭浪中，為台灣的產業與經濟，找到最有利的航道。這場能源的大辯論，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口號，而是更廣闊的國際視野與更理性的數據分析。
